江泽民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像他的两位前任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他们的功过也不会真正得到评说。但是，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甚至是用谎言掩盖历史的民族，是危险的民族。江泽民主政中国十三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如白驹过隙，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制造了一个百病丛生的中国，而江泽民不仅没有对症下药医治中国社会的疾病，反而使各种病症变本加厉，成为无可救药的顽疾。
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
到二十世纪未，中国没有一条不受到污染的河流，没有一块完整的原始森林。在江泽民执政的短短十三年时间里，储存在大半个中国东部的矿产资源、煤炭资源、森林资源都惨遭毁灭性破坏，掠夺性滥坎乱掘现象令人发指，发掘资源的利益所得，一半流进了投机者的腰包，成了红色富豪，另一半成了地方官员的“囊中物”、“盘中餐”。
八十年代中期，在邓小平的“摸论”和“猫论”理论的鼓动下，凡是有资源的地方，各地的官员跃跃欲试，投机者一拥而上，从开掘到加工一条龙经营。到了江泽民执政的九十年代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地方党政部门兴办的小煤矿、小磷矿、小铁矿、小磷肥厂、小造纸厂、大理石厂、木制品加工厂、石料加工厂有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资源越丰富的地方，冒险家聚集的越多，只要手里有钞票，就能打通政府官员及执法部门的关节，就能办到控管严格的证照，堂而皇之地进行开采或加工。
分布在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四川等省份的煤炭、矿石资源所处的地理位置极差，八十年代以前，大多数还是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到了八十年代末，还没等老态龙钟的国有煤炭企业、矿产企业走进去，一些胆大妄为的个人已经捷足先登了，办起了小煤矿、小磷矿。那些矿老板、煤老板请来一批靠卖苦力养家糊口的农民工，用简单的开采工具就大肆的开挖起来。由于生态环境脆弱，地下水贫乏，简陋的设施无法进行合理开采，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据国土资源部统计，全国近百处煤矿、磷矿、铜矿、铝矿滥开垦的面积达到82％，而回采率不到20％，煤层厚度6─7米，实际只采回2─3米，一旦地下水泛滥，或是遇上岩层便废井，另开窖洞，重起炉灶。
由于管理混乱，每一处有资源的山林湖泊也好，平原良田也好，到处都是狰狞可怖的洞口和堆积如山的废料。矿老板们撑饱了口袋走了，地方官员填满了腰包早溜了，爆废的山林成了虫鼠横行、鸟雀筑巢的场所。而另一处的地下宝藏又热热闹闹的开始挖掘起来，向下一次的毁灭走去。
矿产资源的挖掘触目惊心，森林资源的破坏更是令人发指，惨不忍睹。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鼓动下，各地官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因为只要经济指数上去了，工业产值提高了，就是衡量官员们“政绩”的主要标准，不仅可以吃、拿、卡、大发横财，而且可以升官。一时间，各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木器厂、竹筷厂、小纸厂、中药加工厂等等乡镇企业热火朝天的办了起来。在新办的企业里，参天大树、千年松柏都被制成了粗制滥造的木夹板、木地板、木筷子；名贵树种、树皮、菌种，制作成了中药、补品，供官员们和有钱人滋补养颜；百日红、香樟、银杏及千年古松成了大城市有钱人别墅门庭里美丽的“风景线”，有的制作成了盆景。挖掘者从深山老林到城市繁华的都市，从开挖到销售是一条龙的队伍，都是官方发给营业执照、允许经营的业主。山林一片狼籍，没有多少人对这种生态破坏发生争议。
森林破坏了，矿产资源毁灭了，这些都只是生态破坏的第一步。那些磷肥厂、造纸厂、药材厂等等成千上万家不能达到环保要求的工厂排出的废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肆无忌惮地流进了湖泊，接着就汇进了大江大河。长江、大运河等十三条大江大河，洞庭湖、太湖、洪泽湖等九个大湖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淮河流域工业废水大量排放，某些地区河面油污火苗就可以点燃，水面燃烧已经成为全国水污统计项目之一。苏州河已经成了黑河、臭河、死河。珠江水系，加上海南岛的河流，几乎没有一条大河是青主月流水。许多排污物进一步抬高了河床，成为“悬河”之险。吞吐长江的“八百里洞庭湖”，近二十年来面积与湖客减少了40％以上，鄱阳湖的巨大鱼库已经枯竭，这些灾难如德摩克利之剑悬在中国人头上。
官商勾结的圈地运动
中国人对土地的热衷由来已久，“圈地运动”是过去士大夫、宦官的绝活，有了土地，就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土地投机成为腐败制度下权力寻租的历史条件，而通过土地进行权钱交易，又是经济租金的基础手段。仅仅十多年时间，中国已有五十个香港大的地盘进入权力寻租范畴，被成千上万的官商勾结、谋取暴利。城市不断向外扩张、伸延的同时，官员们的财富值也跟着增加。成交一块土地，掌握批地权的官员一次性就能成为百万富翁。
城镇土地成了冒险家进行投机钻营的主要目标，获得土地的唯一办法就是权钱交易。炒卖土地自然需要资金。银行对于民间借贷有严格的规定，正是被拒绝在合法的渠道之外，才有银行部门与有钱的商人的法律游戏，使不合法的借贷合法化。违法炒卖土地和违法超贷使“红色富豪”一个接一个诞生。
土地被权贵侵占的同时，部分发达地区给城市居民一些补贴。街道居委会靠着这些土地补贴，养活本地整个村子、整个街道的“剩余人口”。据统计数字显示，每个城市的周边地区，都有大批的士地被占的“剩余人口”。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剩余人口”的族群达数十万人，小城市也达到数千人，甚至过万人。这些，是江泽民时代留下的又一社会顽疾，是胡温体制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
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
江泽民时代产生了一大批红色大富豪，与红色富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断扩大的弱势群体。
资源被控制，工厂一个接一个倒闭，下岗工人逐渐增加；土地被占，没有田种的农民进一步多了起来，这就是江泽民创造的“小康生活”的神话。大多数的下岗工人、农民唯有进城给控制资源和财富的红色富豪们卖苦力才能生存。从九十年代开始，无数的下岗工人和农民成群结队的涌向城市。但是，多数的工地和工厂不是人满为患，就是不能容纳那些一无文凭、二无专业技术，更主要是按工厂的标准“超龄”了的农民工。那些“超龄”的农民工在城市找不到泥瓦匠的活儿后，只有到生命没有保障的小煤窖、小矿洞去为私营老板挖煤、挖磷矿。那些卖苦力的农民工，他们的生命就像是路边的小草，任凭自生自灭。据不完全统计，九十年代以来，大陆各地煤矿、磷矿经曝光的矿难达三百多次，死亡达两万人以上。每一次矿难，最少死亡两个人，最多的是去年陕西省陈家山矿难，死亡达一百六十余人。留下了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妻子儿女，他们对死者的死因都无法弄清楚，一级一级强权势力将矿难紧紧地隐瞒着。
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的说法，中国的弱势群体分为四部分：一是下岗工人，女工多，年龄大，知识层次低；二是体制外的人，即那些从来没有在国家单位工作过，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三是进城农民工，他们没有享受到城里劳动者同等的待遇，劳动权不受保护的人；四是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这种说法虽然有理，但是，他回避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些弱势群体是如何造成的？毋庸讳言，多数弱势群体是江泽民时代的制度产物。
(动向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