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对立的是海内外反政改的“稳定派”，他们也承认民主的价值，却把中国的民主化推给无限遥远的未来，实际上是对民主的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他们认为：六四已过去将近16年，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紫阳的影响也日渐式微。现在的中国，经济高速、政治稳定和国际地位提高，人心思定是民意主流。而为六四和紫阳正名，开始政治改革，极可能导致经济倒退和社会失序，甚至引发大动汤。
事实上，当年的八九运动也好，危机四伏的眼前现实也罢，主要是由于大陆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遥忆当年，早在 1987年中共十三大闭幕时，紫阳直截了当地回答记者说：“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十三大报告提出的民主化、法制化和党政分开，即便由于党内阻力过大，党政分开难以马上展开，紫阳仍然采取迂回策略，把反腐败作为政改的突破口，践行“重大情◆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承诺，将反腐与公开、透明度、民众参与和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清理“官倒”公司，取消高官特供制度，制定公布高官收入的阳光法案，人大建立“廉政委员会”，开放群众举报和新闻监督，对被举报的高官及其家属进行独立调查，启动官民对话机制。
紫阳中止了“反自由化运动”，政治气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容，政治改革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是讨论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的主要阵地，其言论的大胆和尖锐，讨论的开放和热烈，达到中共掌权以来之最。民办《经济学周报》也成为活跃的思想园地，对知识精英极具凝聚力。中西文化的大辩论，由专业刊物走进了大众传媒，《河殇》在央视黄金时间播放，引起巨大反响，把政改的舆论造势推向高峰，形成了体制内外合力推动政治改革的有利局面。
重归紫阳路
正是“紫阳模式”对民意宽容，为“反腐败、要民主”的八九运动提供了政治前提。如果按照紫阳的思路应对民间诉求，“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官民冲突，对政改的强大民意支援就会转化为有效的政府决策，中国非但不会陷入邓小平害怕的“动乱”，反而会逐渐走上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再看六四后的大陆现实，赵紫阳模式的中断，非但没有缓解政治体制的危机，反而使本来可以遏制的危机发展为全面危机。
首先，独裁官权造成的日益加深的危机，使开启渐进的政治改革变得刻不容缓。在稳定第一的决策下，政治停滞和经济发展的跛足改革，导致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恶劣后果：官场的腐败横行和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官员的职业道德崩溃和执政效率递减；社会的两极分化、公正奇缺、民怨沸腾、诚信荒芜、文化堕落和环境破坏……不要说政权合法性的危机难以缓解，改革在民意中的支援度也在递减。
其次，民主化已经成为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为政治改革提供广泛的民意的国际的支援。六四造成政权合法性的急剧流失和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经济市场化带来私人财富的快速增加，民间力量的持续扩张和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和价值分化，个人生存空间拓展，民间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知识界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对外开放带来的主流国家的和平演变压力，底层维权运动和知识界的网路维权……全部指向僵硬的政治体制。
再次，经济还有高增长潜力和政府还具有基本控制力，使政改不会带来社会动乱，反而是凝聚民心和克服危机的不法二门。而继续无限期地拖延政治改革的结果，很可能由偶发事件引发出玉石俱焚的大动汤。近些年，自发的民间维权，即便屡遭官权的镇压和封锁，仍然此起彼伏、难以压服。大规模官民冲突事件的频繁发生，预示□遍地烈火干柴之蓄势待发。
已故李慎之先生在 1999年就指出：启动政治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反面压力和正面动力全部聚焦于制约中国改革走上健康之路的瓶颈：政改的严重滞后。故而，中国改革的重归紫阳路，实乃刻不容缓。套用鲁迅名言：拖得愈久，欠债愈多，罪孽愈重，克服危机的希望愈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