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都是死，但“找死”和“等死”的意义、方式、代价、过程，甚至最后的结果，都有可能截然不同。
“找死”是积极的，是体制内的决策者和体之外的响应者，顺应潮流因势利导把握时机，把中共这个僵化的体制和没落的文化给它搞死，实现共和的现代化转型。它死的不是人，不是国家，不是华夏民族，而仅仅是一个概念、一个象征、一个利益集团。它是理性、和平和非暴力的缓变过程。这种死的过程具有代价小、可行性大、民族后患小等特点。它是把中共这个体制置于死地而让中华民族重新再生的过程。
“等死”可就恐怖了。它正好和“找死”背道而驰。它是消极等待采取蒙混度日，凭借强权政策，制造冤假错案，维持自己的利益生命，拖延和阻挡任何一种最后结果的发生和出现。当把民愤民怨和民爆汇集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它就会晴天霹雳狼烟四起。所有的人，所有不同情结的人，所有可以利用的简单工具，都会成为这个突发巨变的原始力量。它损毁一切，包括破坏秩序。它伤害的不仅仅是这个体制内的每个个体生命，也会导致这个国体的崩溃性死亡。很有可能就是国将不国民族分裂，庞大的华夏民族将进入行动肆意血腥四溅的万古劫难之境。
面对死亡的临近，我们一次次丧失了“找死”的机会。而“等死”的可能却在潜滋暗长迅速增加。胡温新政昙花一现，民间维权扼死摇篮，修宪助法曲高和寡，和谐社会不见动静，以人为本道听途说，建设小康华而不实。社会道德、社会公平、社会治安、社会灾难、社会公德、社会责任等等触发社会危机总爆发的不稳定因素，不见减少反而在聚集叠加。“找死”的空间越来越小，“等死”的可能越来越大。就是不久前，体制内的“俱乐部成员”也忧心忡忡地为社会危机的总爆发，罗列出10几条原因和突发危机的时间段。这些都可以说明“死亡”问题的严重程度了。
紫阳先生仙然过世。他其实就是一位醒悟和觉悟了的体制内“找死”派骨干，说白了就是通过“找死”还想把中共这个团队的统治基础和法领地位，再维持若干的时间，结果落得了个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凄惨结局。如果那个时候他的政策得以贯彻，那会出现体制内加强学习“先进性文化”，提升和改善“执政党地位和能力”的被动尴尬局面？那会出现对体制外的“草木之人”防范有加风声鹤唳的、弄得人人自危、倾诉不得安宁吗？最头疼和最麻烦幕故翘逯颇诘恼庵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