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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上次黄伟的案件，现在的进展是如何的？
高律师：有进展，他的夫人又被抓了。
记者：我听说了。
高律师：对，这就是一个进展。
记者：您对这个事情有何看法？
高律师：非常的无助啊，你很难想像一个文明社会，法律对一部份人完全不起作用的时候，一部份人完全视法律如敝屣的时候，你有什么办法？黄伟的夫人被抓到现在没有出任何手续，我希望你呼吁一下，黄伟夫妇被抓，他们的孩子才六岁，完全处于无助的状态。
记者：那他的孩子呢？
高律师：孩子有时候邻居给带带，有时候他的奶奶给带带，因为奶奶家的生活非常的困难，身体也不好，有时候姥姥也给带带，他们还有其他孩子要带，反正孩子现在处于一种非常无助的状态，孩子精神方面的孤寂和恐惧，谁来解决？谁来帮助？
对中国社会，包括法轮功，包括上访的公民，包括六四受害公民，对他们这些非人道境遇，要呼吁外部世界，切不可麻木和沈默。现在我们正在纪念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六十周年，我们必需警惕的注意到，犹太人的悲惨遭遇不仅仅是纳粹的罪恶，当时外部世界的沈默和麻木，也是这些罪恶最终能够发生的一个条件。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戮，但是算一算我们有了这个政权以来，有几个六百万人的生命没有了呢？我几乎是要大声疾呼外面世界，不要麻木和沈默！
记者：我想这不光是外部世界，还有中国国内的这么多老百姓。
高律师：就像我昨天看到被绑架的美国公民在枪口离他五十公分的情况下说话一样，他那种情况下，他怎么能说真话？都成了一种求生的本能了，他怎么还能说真话？随时都监狱侍候你，你要中国人做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啊。
记者：所以像您这样站出来说话的就很少。
高律师：所以晚上像我这样不敢回家的人也很少啊。
记者：您晚上怎么也不敢回家呢？
高律师：软骨头啊，已经有半个月没回家了。
记者：是有人威胁您了吗？
高律师：我不愿意说更多的。
记者：嗯…，真是残酷，中国的现实。
高律师：我有时候真是…，像袁红冰教授讲的，中国的律师啊，西装革履，在西装革履的这种外壳下包装的是什么？我有时候对着镜子看着自己西装革履，我觉得跟我们所处这个社会的精神状态，我感觉这个距离非常的大。当然我的西装革履之下，也常常包装着许多的弱点。
记者：但是跟那些人比起来已经是天壤之别了。我看到袁红冰教授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说，希望透过《希望之声》向您表达敬意。
高律师：我同样向袁红冰教授表达敬意。这个体制是一个过滤器，它是一个非常灵敏的过滤器。它要把像袁红冰这样的人，全部排除在它的体制之外。它们的一些价值选择可以说是流氓地痞的价值选择，太让人感到失望了。但是就是这么做。可以说是，每天都在真切、深切的、身体力行的感受到这种绝望。你想，一些上访人员为了和我见一面，就在门口等着。我一进门口，他就跟着我。但是啊，我的沉重在哪里？我根本给他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仅管如此，他们把我视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可能。
记者：是啊，因为他们要做守法的公民，他们只有走法律这一条道，那么他们只有求助于您。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
高律师：我母亲快要去世了。有母亲的日子就要结束了，这是一个天大的悲情。但是我母亲如果离开人世以后，可能我的骨头要比以前要硬一些，因为母亲，我有更多的顾忌。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对老人最后阶段是种残酷。
记者：我看到那个关于您的生平介绍，我知道您对您母亲是特别孝敬。
高律师：我母亲的品行啊，铸就了我今天的品行和价值。
记者：那您母亲对您这样子的仗义执言，得罪了政府，她是怎么认为的？
高律师：我母亲在这些方面素来不作任何评价，就只是说你注意自己的安全。倒是我可以跟你透露一个你可以公开的情况：由于我的公开信，全国居民楼道里面，收信件、收报纸、接受牛奶的小信箱，这个小箱子里面，铺天盖地的出现了一些散发的传单。
记者：就是您的公开信。
高律师：对，这个传单上面写的是“全国著名的大律师-高律师批判政府对法轮功人员的迫害”。北京很多人、外地很多人给我打了电话，说看到了这个传单。我的岳父因此给我写了十几页的来信，如果交给中共组织看了以后，他们春节肯定是能过好。就是说从他这个来信当中，能够看出他们多年教育的成功。
我的岳父对我素来那真是彬彬有礼，可是这一次是毫不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