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员的嗜赌与腐败密不可分，可以说，是腐败导致赌博这一民间娱乐形式蔓延到了官场。中共官场有打“工作牌”之说，意即下级官员为了得到提拔和升迁通过赌博打牌来亲近和贿赂上级官员，被认为是官员的一项份内工作。另外，还有“关系牌”、“人情牌”之说，如民间老百姓为求党政官员办事，通过赌博这一娱乐方式同官员拉关系、送人情，实际上就是行贿受贿。这种赌博的方式使行贿受贿处于一种更隐蔽的状态，同赤裸裸的、公开的权钱交易相比，毕竟因取证难而风险要小一些。如果说，是腐败造就了赌博；那么，反过来说，赌博又加剧了腐败。赌博不仅
使行贿受贿等腐败之风猖獗，而且导致贪污之风愈演愈烈。因为，官赌所需的赌资大多源自贪污得来的公款。赌资愈大，贪污愈烈。如媒体报道的人称“赌博书记”的刘贵正，他在担任中共陕西省南郑县阳春镇党委书记时，就贪污公款９７·９万元全部用于赌博。另外，官员为了挥霍性的娱乐到国外和境外赌博，其巨额的赌资更是来自贪污所得的公款。如原湖南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述标赴澳门豪赌，挪用公款１·２亿元；原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陈满雄夫妇多次去澳门豪赌，共同挪用中行中山分行资金４·２７亿元，其中４·１５亿元偿还赌债；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广电局局长张小川等人挪用公款２亿多元，其中１亿多元输在了澳门赌场。延边州交通运输管理处原处长蔡豪文通过２７次境外赌博之旅，将３５１万元公款挥霍一空，之后畏罪潜逃。据有关资料显示，每年中国内地赌客在澳门要输掉１０几亿元人民币，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中共政府官员输掉的公款。
中共官员嗜赌，是渎职的结果，亦是渎职的表现。中共官场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用纳税人的血汗喂养起来的脑满肠肥的官员，大多比较清
、无所事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共官员的敬业精神和道德水平，可能是全世界公务员中最差劲的。至于喉舌所宣传的中共官员“风尘仆仆、日理万机”，那不过是一句肉麻的谎言，说得不好听，是日理“吃”机、日理“赌”机。无所事事的中共官员不仅利用工作时间聚众赌博，甚至有的还肆无忌惮地在办公场所赌博。有一次，笔者在一位朋友的引荐下去求一政府官员办事，在其家里没有找到人，最后是在其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找到了赌兴正酣的忙碌的众“人民公仆”。顶着“人民公仆”的桂冠，拿着不低的薪水，办公场所可以成为娱乐场所，难怪公务员在中国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我想，西方国家的公务员肯定是嫉妒死了。当然，官员们更多的还是在宾馆、茶楼等公共娱乐场所聚众赌博。每逢节假日期间、尤其是春节期间，中国城乡的各大宾馆、茶楼爆满，人声鼎沸、赌客云集，这正是官员聚赌的黄金时节。因而，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和监察部此次在春节即将来临之时发出措辞强硬的禁赌令，不是没有原因的。但这一纸禁令又能对官员起多大的震摄和约束作用呢？
嗜赌现象普遍存在于中共官员之中，这也是中共官员素质低下的结果。其实，有些中共官员嗜赌是为了行贿受贿，但也有些是纯粹为了娱乐的。因为，中共逆淘汰的选官机制不可能选拔出高素质的官员，而中共官员素质的低下使他们找不到更高尚、更积极、更健康的娱乐方式，于是，他们只有用赌博这一消极的、不健康的娱乐方式来消耗他们过剩的时间和过剩的精力。
另外，中共官员的嗜赌与信仰的缺失也有着深刻的关系。如果说毛泽东时代还确实有那么一批中共官员真诚地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其信仰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共官员除了权和钱已什么都不信仰了，他们的心灵干瘪而又空洞，他们已彻底地堕落为权和钱的奴隶。但权和钱等物质利益又不能最终解决他们的终极关怀和心灵归宿问题，何况这又是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和传统价值观被彻底摧毁的国度，于是，赌博就成了缺失信仰的中共官员的精神寄托或麻醉剂，赌场也就成了缺失信仰的中共官员的教堂。平心而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尚能选拔出一批饱读儒家经典的高素质人才充实官僚队伍。由于长期受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的熏陶，儒家思想还是培养了这些封建官僚一定的正义感、道德感和是非感。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在朝廷上抬着棺材大骂皇帝的海瑞，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并不鲜见。而中国古代封建官僚的那种正义感、道德感和是非感，在今天的中共官员中间已经根本找不到了。从信仰缺失的角度而言，当今中国社会的颓废，连中国历史上最颓废的明末都不能与之相比。
中国当下的腐败是一种结构性腐败，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和监察部的一纸禁赌令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中共官员嗜赌等腐败现象之所以层出不穷、屡打不绝，主要是因为“一党专政”的体制使很多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以致成为权钱交易、产生腐败的源泉。看来，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才可能真正遏制官员赌博等腐败现象。１９８０年代末，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赵紫阳的推动下曾出现起色，但终因六。四血案而流产。以后，中国经过了江泽民时代，今天又步入了胡锦涛时代，我们不仅看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任何希望，反而前景变得越来越令人绝望。
（风雨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