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托朋友买了袁红冰先生的两套书：《自由在落日中》（上、下），《文殇》（上、下）。书到手后，送书来的朋友帮助翻到一页，说：“看看这前言，看看这前言，”声音里满不常听到的激情。我放眼看去，是这样几行字：
庸人的脏手不得翻看此书，因为，书中峻峭的激情拒绝被充满物欲的生命欣赏；虚伪、猥琐的眼睛不得阅读此书，因为，只有高贵而真实的心才配亲吻书中坚硬的血和泪。
任何人或神都没有资格评论我，只有太阳才能对我作出评价。
我翻回去，翻到封面，那是小说体自传《文殇》（上）。于是我拿起另一部小说《自由在落日中》，翻过封面，想看看那里是什么样沉重的题词，却只是一行平实的小字：
献给我魂牵梦萦的内蒙古高原
于是我想：中共高官李长春欣赏的肯定是这一部《自由在落日中》，而绝不会是小说体自传《文殇》，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而引起我非看看袁红冰先生四部小说的最初愿望，就是来自李的一番话，他说：党和国家几十年来培养了这么多作家，为什么我们的作家就写不出这样又文学价值的作品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大意），这话引起的震动超过上面我引用的袁先生那几行独白所能激起的感受──但我清楚记得，几年前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中国官员的激愤反应：“有好几百个中国作家都写得比他（高行健）好。”虽然自六.四起，党官们是不怕“打击一大片”了，当初被引用的更优秀的“几百个中国作家”这次也在训示之列是明明白白的，这些个人会不会反弹是另外一回事（我相信他们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两相比较这些官方言论，你能不读袁红冰的这些书吗？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能让共产党高官如此激动说溜嘴的钦犯和他的犯禁作品不多啊！
读完两部书，我默然无语，仰望虚空，却沉思起袁红冰先生推开的另一种命运──我只是假设，不谈其他。
假如，袁先生这次带团出来又带团归去，风平浪静，无差无失，回国后会是怎样呢？
假如袁先生真的折节弯腰，真的低眉而顺眼，更洗心革面；假如袁先生进而愿意依吩咐修改几十年心血的《自由在落日中》，再经此“出国考验”一证，当局像是会跟进，比如撤销前朝对他“永远不能再回北京”的禁令，比如，不同于当年秘密绑架他到贵州，而会公开地“调动”袁先生回北京大学，再在北大讲台上执教，进而在适当的年月日，委任袁先生当北大校长都说不定。如此久经考验的袁先生，名字笔划依旧，自然可供当局昭示于其余安份或不安份的子民，一如“末代皇帝”重新做人的可喜。如今，“胡温体制”倡导“以人为本”，已经懂《孟子》公孙丑篇的名句：“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 “我有善则取以益人，人有善则取以益我。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亦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温家宝语），开明多了而又进步多了的胡温体制，该没理由认为如此重要的准则会把经过重大考验的袁先生排除在外。
可惜那儿横梗着四部小说稿，它们是没有预料到的变数，天长地久地胜过铁幕政治，于是政客们熟悉的称量叫卖生命、人格和道义的天平，在这个变数前宿命地失效了。
这是怎样的一种命运！
袁红冰的出逃，却使这样的两套书──还会有另外两部小说──循通常的途径出现在你我读者面前。现在──他说，就是把他遣返回去，他也死而无怨了。
一个人，言行能这样，使你至少想到要去看看如此艰难地用命保存下的小说，他的心血之作；参照着现任中国高官的注解，至少想去回味一下当年何以那样气恼《灵山》的不怎么样，气恼法籍华裔的高行健先生（我依稀记得，高行健倒是主张文学远离政治的）的运道好；而今天对袁红冰、对他的小说又何以如此无奈和惧怕？
这些人之常情之解答，已经演变成了中国历史得以发展的一个环节、一个硬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个答案却是回避不了的。我却忽然还想起一件事。几年前，高行健得奖时，有人把酒问青天，想游说中国的有钱人，也搞一个类似诺贝尔文学奖的东边的文学奖，免得中国的作家们，连带中国的政府去受“一个弹丸之国的评委”摆布。这构思极好，若不是说说而已，中国的有钱人真愿解囊成义举搞成一个名堂，那样的话现在就极方便借来一用，就拿袁先生和他的小说一试如何？推荐词就以那个李长春的感慨开头，至少袁红冰他目前还不是华籍澳裔，这一定极有意思。
转自《大洋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