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 年的1月被称为“一月风暴”，这是指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夺取了上海的政权。由中央派出的张春桥、姚文元到了上海。张、姚推出成立“上海公社”的方案，后来被毛泽东否定，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简称为市革会，这个图章也用了好几年，各级组织也就都是“革命委员会”。以后，“王、张、江、姚”（上海国棉十八厂的保卫科王洪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被称为“四人帮”，也有人称“上海帮”。全国各地都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最后是除了台湾省以外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错版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就是为此纪念的，因为漏了台湾省而成为错票，后来出现了天价。
这样，上海的各级政权也开始由造反派来夺取。在我们学校被夺权以后，我被红卫兵组织作为笔杆子使用，开始使用牛皮纸封面的《工作手册》，还有一个当年流行的包，俨然是干部的打扮了，自我感觉非常好。
在所有的地方都出现了许多组织，各种组织都标榜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因此发生了权力的争夺，开始是“文斗”，打文字仗，因为文斗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升级为 “武斗”。开始的武斗是针对“牛鬼蛇神”的，毛泽东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的指示不但没有“一句顶一万句”，而且还没有“一句顶一句”。学校的武斗还问题不大，但是到了工厂问题就大了，工厂可以生产各种武斗工具，有的工厂还能够生产新式武器，其武斗就非常惨烈。
派别斗争还波及到了家庭，有的夫妻双方各支持对立的一派而关系紧张，原则性强的甚至分离。
上海和北京的情况有明显差别，北京是学生力量强，而上海是工人力量强。上海先是出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后来又分裂了其他组织。出名的“工人领袖”有王洪文（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阿大、耿金章等，女性有王秀珍（后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陈阿大以粗鲁而闻名于上海，“标点符号（类似国骂的话）”多，人称“阿大”。当时上海流传着一个笑话，是模仿陈阿大的讲话：“现在要为大家发枪，一人一支枪（众鼓掌），是不可能的；两人一支枪（众又鼓掌），也是不可能的；三人一支枪（众还是鼓掌），是可能的（众大鼓掌），不过是木枪。”
上海曾经发生一些著名劳动模范联名写公开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指出北京红卫兵围攻中共上海市委、干扰工作是错误的，其中我记得的有纺织工人杨秀珍、裔式娟；码头工人杨怀远等，但是他们的观点不是毛泽东所需要的。毛泽东需要的是后来上海发生的“安亭事件”，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派工人赴京上访在安亭火车站卧轨，此事惊动北京，毛泽东派张春桥和姚文元来上海处理。张、姚在上海大力支持工人，使上海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张春桥和姚文元为了在上海站稳脚跟，拉拢了一些组织，但是没有把基辛格的“均势理论”学习好，有的组织不满。因而，上海先后发生了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其中复旦大学的有才气的“红革会”打冲锋，可惜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复旦大学曾经扣留张春桥的“笔杆子”、“材料袋”徐景贤，徐景贤是领导“丁学雷”、 “石一歌”的人物（“石一歌”现在因为对某人的争议而被大家知晓），是主流派笔杆子的头面人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三把手”，因此被民间称为“徐老三”。红革会的头头名叫赵基会，听说红革会的人在后来的毕业分配时都“见到了颜色”。复旦大学现在还有一位教师胡守钧，当时笔名“孙悟空”，受过迫害。
在基层企业的派别斗争中，最重要的是要争取上级的支持。在锦江饭店，发生过“张春桥被扣”事件。因为锦江饭店是我们公司下面的企业，我把有心人记载下来的现场情况保留了下来。1967年初，张春桥、姚文元分别以“中央文革”副组长和组员的身份，返回上海指挥夺权。他们到了上海没有几天，就被关进锦江饭店的电梯里，弄得不上不下，足足被关了28分钟。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锦江饭店“电梯事件”。因为锦江饭店是涉外单位，当时内部又强调保密，所以对这次“电梯事件” 的内情，外界鲜为人知。张春桥、姚文元到达上海以后，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今兴国宾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一般不在住所见客，而是到外面另找地方进行活动。在他们看来，锦江饭店是经常接待外宾的地方，当然是靠得住的。所以，1967年1月9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都穿着军装，戴着领章帽徽，在警卫人员的簇拥下来到锦江饭店，进入北楼8楼的套房内找人谈话。“革联会”的头头汤某，年纪还不到30岁，原来是锦江饭店的警卫，“造反”以后当上了头头。他见张春桥、姚文元进了8楼套间，就要楼里服务员在送茶水的时候，递一张纸条进去交给张、姚，希望他们事后能接见“革联会”的代表。张、姚正忙于找颂富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