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贷”在中国基层金融体系依然是大黑洞

《中国青年报》2月22 日报道，一份海南省银监局递交给海南省纪委的《清收党政机关人员拖欠农信社贷款汇总表》显示，海南省共有3144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拖欠农村信用社贷款本息共计8746万元（人民币，下同），占农信社不良贷款总额的3.97%。其中海口农村信用联社已清收的贷款占应清收的比例不到30%，定安农村信用联社的这一比例为6.2%，海南全省的比例则是22.84%。

其实，有关村官利用权力向基层金融单位强行贷款的问题，在中国农村现时仍然比比皆是。2003年5月13 日《检察日报》就曾报道，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下溪头村村党支部书记苏福钦利用职权，以村集体的银行存折作为质押，向银行贷款３８万元用于个人经营活动及房屋装修，但由于贷款未能及时归还，致使４８．３万元的３张村集体银行存款单被银行冻结。

继苏福钦一案之后，厦门市还有其它类似案件。原洪塘镇三忠村计生委主任的陈延碰因为要做龙眼生意缺乏资金，把村民的１０万元土地征用补偿款用于质押贷款。稍后，陈延碰又拿着土地征用补偿款的存单，以质押形式获得贷款，用于个人做生意和日常开支。

在很多情况下，这类基层官贷都涉及多个“村官”联手作案。其中，厦门杏林镇新垵村党支部书记邱仙助、原村委会主任陈永红共同腐败案，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他们合伙在厦门注册成立一家水产养殖场和一家养殖有限公司，总投资大概４００万元。由于个人资金匮乏，两人共同策划，一次又一次把手伸向公款，用公家的钱来养活自家的养殖场。

报道指出，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化进程的加快和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村财政的“腰包”越来越鼓，相应地“村官”们手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但是，长期以来村干部的权力缺乏约束，一些长期做领导的村干部更成为一方“土皇帝”，独霸一方。

全中国并非只有海南，福建才存在“官贷”问题，从见诸报端的腐败个案当中，官商权钱交易中夹杂着不少“官贷”的身影。其中，原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不仅把镇财政所当成自己开的“私人银行”，还把在区内谋求发展的企业当成了他的“无限额提款机”，涉嫌侵吞的公款和索贿款竟高达1725万元，并用于个人炒股。

另外，去年被判处死刑的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就是一个“强拉硬贷”，靠政绩工程发迹的一个典型。1994年至1998年任阜阳市委书记时，王怀忠就大肆卖官、受贿索贿，利用职权帮人拉贷款等手段大搞政绩工程，爬到了安徽省副省长的位置。但最终在01年4月被“双规”，于04年2月因受贿五百多万元被处以死刑。

亚洲时报在线04年1月 4日曾报道，就是在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的领导下，阜阳市上下官员一起大搞钱权交易，跑官送礼，贪赃枉法；并大搞形象工程，欺骗上级。02年，因为阜阳与亳州没有分家时，阜阳市大吹特吹涡阳、利辛、蒙城为“黄牛金三角”，自诩蒙城为“全国第一养牛大县”。为迎接全省养牛现场会在蒙城召开，在市领导的授意下，县里让参观沿线的家家户户都建统一规格、统一要求的高质量牛棚。上面要求建不起牛棚的农民由信用社统一贷款。

另外，《人民日报》03年12月12 日有文章指，王怀忠两大犯罪事实都与利用职权，帮他人拉贷款有关。文中的一份检察机关提供的资料显示：96年下半年至99年2月，王怀忠应阜阳白金汉宫大酒店董事长刘士强请求，利用担任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该公司在工程扩建、拆迁及解决贷款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钱财20万元；98年8月至99年8 月，王怀忠又应阜阳东方宾馆负责人周伟的请求，通过签批文件、向有关部门负责人打招呼等方式，为周伟个人买断阜阳东方宾馆和协调贷款谋取利益，先后4次非法收受50万元。

其中“官贷”触角甚至伸向了国有银行。2003年12 月1 1日中国新闻网有文章指，“在一个官、商勾结盗取廉价土地资源的地方，夹在官、商之间的国有银行往往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在长官意志和寻租欲望的驱使下违反金融规则发放贷款。有知情人士透露，阜阳市建设银行与人民银行行长因此双双‘出局’。”

应该指出，地方官员利“官贷”发展地方经济的情况，并非基层干部所独有。其中，以政治局委员张德江为一把手的广东的投资力度，似乎就有这样的趋势。新华社１２月２６日报道，为确保航道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广东省政府决定，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０年省交通规费安排用于航道建设的资金由原来每年５０００万元增加到２.５亿元。另外，珠三角航道、东西两翼航道和山区航道建设专案分别由地方政府负责落实３５％、１５％和５％的配套资金；交通部将给予总额１０亿元的补助资金；剩余资金缺口由广东省和珠江三角洲有关市向世界银行贷款解决。

就“官贷”难还的现象，2月22日，中国新闻网有文章援引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的建议指出，中国急需建立官员征信制度不应重用赖账官员。他认为，要解决官贷难还的问题，最直接办法就是：通过人事上的高压政策让借贷人“吐出”贷款，比如，出台限期不还不提拔、不重用，或撤职查办等规定。因此，公务员的个人财务档案要公开，这样选民不会选举一个背有500万元债务的候选人做乡长、县长。

毛寿龙还建议，在信用社建设方面，要重视政策性的调整。如何在制度上切断行政干预，使资金使用不受政府权力的干涉，理清信用社和政府的关系是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从银行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发挥银监会的作用，面向市场，做好银行监测。

前不久，2月2日中国《第一财经日报》披露，在1月31日召开的“全国建设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会议第二次会议上，中国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严厉批评了建设系统中的种种“病症”。他特别斥责，一些地方脱离实际，超越经济承受能力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全国竟有183个城市都要打造成成为国际都市。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拖欠的1780亿元工程款中，各地政府投资的建设专案所拖欠的工程款就高达700亿元。其中又有多少政绩工程是通过“官贷”启动的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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