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沉浸在真实艺术情境，达到了缥缈与实在的统一，艺术与真实的统一。达到了美学的根本要求：真善美的内在统一。在一片虚设造作的喧嚣氛围中，观众难得地品尝到了艺术真实的愉悦。
以上还都是直观的表象的艺术效果，更深一层的是观世音形象唤起了古老民族深沉的回忆。
观世音本来意思是观察人世苦恼的声音，加以解脱，救度。按西方“原罪”的教旨，人类是有罪的，东方佛陀给予解积，以轮回转世，即生命对于人不是“只有一次”，在生生世世轮回中难免行恶、败坏，造下业障，生老病死是在偿还业债，包括战乱，冤苦，灾祸，都是人间应有之事，任凭发生，自生自灭。唯有观世音在佛学中称为“觉有情”，大智大觉而有情，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所以中国人对观世音最感亲切，有人情味，尤其今日，弱体群众，在哀苦无诉中惟有寄希望与觉而有情的菩萨。尤其中国人为生计所迫，在一年四季辛苦忙碌中进入腊月才想起了敬天而求福。
一、过旧年连着古老文化
过阴历年起源于腊祭，极为古老，在腊月（阴历12月）第三个戊日开始祭神，几千年来，阴历腊月八日订为腊日，祭神之日，是佛陀成道的日子，僧人斋借百家米，煮成百样杂粮“腊八粥”，从宋朝起京都各大庙设“七宝五味粥”以享施主，救济贫苦。开始讲究五味与七宝（滋味与品料），渐成民俗。
在共产党没来之前，尤其小孩感受敏觉。
在我家，腊月之前就开始准备粮米：黑米，白米，黄米，懦米，高梁米，黑豆，红豆，绿豆，黄豆，江豆，杂豆。人们满有兴致，都很较真，一丝不苟。腊八那天，父亲亲自到厨房指导下锅，因为各种豆米，软硬不同，难煮的必须先下锅，豆类中有的还需提前用水炮好。
儿童最感兴趣的是配料，稍为富裕人家有花生，瓜子仁，桂元肉，核桃仁，栗子仁，不一而足，腊八告诉人们要过年了。儿童天天盼着，日子显得过得极慢，……到腊月二十三日，中国人叫“过小年”，开始准备过大年，氛围一天浓似一天。人们苦奔苦业一年，唯过腊月准备过年，才有唯一的欢乐。鲁迅在《祝福》中对南方过年习俗有生动的白描，在忙忙碌碌洗鸡鸭退毛中，妇女们两手烫得通红……
印象最深的是祭灶王，彩印的灶王神象贴在墙，厨房的地不太干净，也不顾脏，铺上椅垫，父亲恭恭敬敬地上香，叩头，然后是我和弟弟，灶王爷象两边的对联年年都是这两句话：
“上天言好事，
回宫降吉祥”
中国人的宇宙观，家家是和宇宙连在一起的，家家都有宇宙使者在看着，在观察，“三尺头上有神灵”，“暗室欺心，神目如电”，家家都在自律，自己管着自己，帮了政府的大忙，所以警察很少，军队也不多。除了防共产党，没人防备民众造反。
可是红尘滚滚，只有到祭灶王这一天才想起神，请神“上天言好事”，但神是不受贿的，中国人耍小聪明，大家的办法是把灶王“封咪”，用糖瓜把灶王的嘴粘住，让灶王上天汇报时说不出话（与曾庆红把港人“封咪”搞霸王硬上弓，大异其趣）。
瓜形淡黄色，外挂白霜，用麦芽糖作，实心，粘牙，倒是另一种叫“官香”的园桶，内如桔瓣中空，外敷芝麻。酥脆好吃，祭灶王后撤下供来，先让给弟弟吃，也当作佳品送给姐姐，然后妹妹。
就象卖中秋月饼一样，腊月二十三卖祭灶糖瓜，也是手工业者一大利市，这还是小买卖，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起，大城市商家便展开竞争，抢先登场，那最亮人眼目、夺人观赏注视的便是各式各样的七彩花灯，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从北京东城灯市西口起，直到王府井最繁华地带：莲花灯，石榴灯，桃灯，龟灯，蟹灯，鱼灯，蛙灯，鸟灯，带四轮的狮灯，兔灯，羊灯……用透明的七彩玻璃纸糊在竹子骨架上，赤、橙、黄、绿、青、兰、紫，各种颜色，透明鲜亮，花卉，水果，植物，动物，形式各样，千奇百怪，争奇斗艳，目不暇接，都摆到了商店门外，人行道上，腊月二十三以后渐次发展到东单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西单牌楼（这些壮观瑰丽的牌楼都被党文化无情消灭），前门大街，大栅栏……处处是灯山，一片灯海，我总奇怪这么多灯，千千万万，卖不出去怎么办？其实到正月十五过灯节后，全部消失，没有一家存货。因为卖得便宜，为买儿童欢乐，人们消费得起。
二、从北宋的灯火鳌山到北平灯市
我最欣赏的还是各种宫灯高悬，彩绘高手画出各种故事，象北京颐和园长长的画廊那样：简直是形象化的中国历史。如《红楼梦》中大观园贾府全家看贾惜春作画，《三国演义》中的左慈掷杯戏曹操，《东周列国志》中伍子胥临潼会上力举千斤鼎，场面宏大，惟妙惟肖；花卉灯：梅、兰、竹、菊，清淡雅致；神话灯：陈香力劈华山救母，真假孙悟空斗上灵山，李逵斧劈罗真人而受辱；走马灯也很好玩：如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在烛光气流中一个追赶一个，盔甲不同，兵器不同，脸谱不同，连四将的乘骑颜色也不同。看过《大宋宣和遗事》才知道北平这种灯山灯海比起宋朝忭京盛世时的层峦叠嶂的灯火鳌山可差远去了，原来年关灯市起源那么早，流传到1949年才停止。
三、难忘的回忆：没被“洗”去的过年回忆
自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后，每天都有安排，各地民谚不同，北京有：腊月二十三，糖瓜粘，腊月二十四扫房子……初一饺，初二面之类。
我家祖传的规矩，初一到初五不动烟火，初五被称为“破五”，要提前蒸好馒头，蓄存在彩绘瓷缸内；因为年后到各家拜年要穿新衣，母亲便找出归存的红蓝彩缎，为姐妹做旗袍，为我及弟弟做长袍，衬上羊羔皮里，保姆也都帮着忙活。
到阴历腊月三十这一天要祭拜天地，供桌要摆在院中，供上猪头三牲（还有生鸡，生鱼）。
北正房正屋要祭祖，不挂图象，许多一个个小木牌，楷书祖先的谥法（死后皇帝给的封号）及生卒年月日，孔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看到祖先从战国时代起有了姓氏，从晋朝起，曾连续十七代男封公，女封太君，有一种不能辱没祖先的家族荣誉感，慎重对待一年之终结，无形中也给儿童一种人生严肃与生命庄严之感。
除夕年夜饭，向来是五大碗，拿出一年只用一次的银器如鼎，下置开水，上置菜以保温，年年一定有父亲爱吃的葱烧海参，并不显太丰盛。接着便是家族大聚会，因为祖母辈份最高，叔叔，大伯等八大家都要前来致敬，参观院中所供“天地”桌，放花放炮，红火热闹，一片和乐，儿童倍感家族大家庭般亲密一体，不去的印象是憨厚的云姨奶哄着我和姐姐，比赛谁的“红圈”多（书法初步为描红模，楷书字贴放在半透明纸下，照样描临，不走样者，老师划上红圈）。云姨奶是姨祖母（五祖父的如夫人），对于数红圈这种无聊哄孩子的事她老人家是那样的耐心与慈心，至今难忘。
后半夜厨房里包饺子，直到天亮下锅。
大年初一，父亲照例要在红纸上写上端正秀丽的楷书，以祈福：
“元旦开笔，万事如意”；“元旦书红，万事亨通”。
然后开始家中拜年，一年只有给父母这唯一的一次行礼：磕头拜年，然而母亲受磕头大礼总是很感动，连连说：“不必拜了”，并祝福我们“长命百岁”，似乎当成儿女们的一种回报，可见礼仪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然后便开始了一整天的拜年，父族8家、母族大排行16个姨，好在晚辈只给老一辈拜年，全家六口，挤在租来的小卧车中，跑遍九城，儿童的收获是每人几十个红包里的亲朋好友送给的压岁钱。从大年初一直到正月十五灯节两周内不作寒假家庭作业，作一年只准一次的小赌博，用骨牌“推牌九”或压宝（轮流作庄家出牌，装盒中，众人压猜，限1、2、3、4四种中，压一种或两种，压一赔三，压双照赔）。
如果到出嫁的姐姐家，姐夫整个大家庭参加，更加热闹，玩到整夜。
四、共产党一来，用春节取代了过年
共产党一进北京，过年与书法一同销声匿迹。过年不过吃顿饺子而已，家族断了，几乎老死不相往来。彼此怕被连累成历史反革命之类。家谱丢了，以世代作清官为耻（共产党批判清官比贪官更反动）。偶尔才有晚辈初一向父母拜年。也偶尔有姐姐的北大、清华同学来开个家庭联欢会之类，聊慰寂廖。
但中国人过年的观念很难被党文化消弥，至少也要吃吨年夜饭，初一还要包饺，农村尤甚，无论多穷，苦了一年，除夕夜北方人哪怕用豆面炸“裹炸盒”炸“排叉”，就着烧酒，也要庆乐一番，更不会忘记请人写春联，有的村里没读书人，红纸上画黑圈代替文字，也要贴在门框，祖先传下的民俗，如此执着，顽强。
鲁迅很欣赏列宁把风俗也归入文化范畴，列宁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把民间习惯称为“势力”，而且“最可怕”。
所以共产党一占大陆，便处心积虑地用春节取代过年，让人民渐渐淡忘，其实阴历立春与除夕是两回事，很少赶在一天，中国人历来不提春节，只过大年。
毛泽东说进北京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这万里长征就包括征服中国人的“旧文化”，一直到文革大“破四旧”（旧传统，旧文化，旧风俗，就习惯），包括列宁所说的“最可怕的”千百万人的风俗习惯“势力”，用八个样板戏横扫一切旧文化。过大年正月里没别的，城市乡村大喇叭中都是八个样板戏，钱浩梁大嗓门：“提蓝叫卖拾煤渣……”。
这很象对付赵紫阳先生逝世，原想无声无息，当没这回事，马虎过去，在党内外压力下，才勉强来个遗体告别，但又移风易俗偏说死者坏话，特别点名死者犯了“严重错误”（指1989年六·四反对屠杀学生与市民）。
对百姓过大年，最初几年按北京人爱听国剧的习惯，请张君秋等四小名旦，在广播电台于除夕夜里唱上几段，对付过去。
五、“春晚”的来历与作用
1959年高干家庭有了苏联进口的12寸黑白电视之后，剧作家田汉在正月里组织的文艺界内部联欢会开始公开，这是党文化“春晚”的前身，高干家庭看黑白电视，老百姓听电台播音。
1984年党放松了经济控制，农村有了活气，城里允许私人开饭馆，九寸黑白电视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春节晚会充当了洗去百姓“过年”意识的“大戏”。
官方难禁对文革的反思，“伤痕文学”影响所及，相声、小品，由揭露文革的荒谬，如姜昆、李文华的光头女红卫兵“女此照相”，东北相声讽刺陈三刃（陈钖联司令员时代，每人每月三刃食油）等类，晚会中最吸引人的是这类小品，如讽刺百姓住房之挤，百姓办事层层手续之难，官场泛滥的酒文化，正统歌唱艺术的衰微。当时让李瑞环管意识形态，连讽刺党教条的《编辑部的故事》也作为小市民文化被李先生肯定，瑞环先生较为宽松的文艺路线，后来有了《宰相刘罗锅》之类的电视剧，但党文化善于移花接木，因势利导：党文化由刚性强制洗脑，不准讽刺，只准写工农兵，八个样板戏转为阴性的附体文化，录像片《世纪坛》，通篇歌颂的是江独裁，电影《英雄》歌颂秦始皇，古装电视剧歌颂满清皇帝，完全脱离现实、违背事实，按照江独夫模样量身订作，什么“胸怀大志，腹有良策”。到21世纪“春晚”，干脆不许讽刺一丝一毫黑暗，主旋律即江旋律，由宋祖英挂头牌，江独想永远不退，主题歌要唱《心想事成》（因太露骨，暴露江独心思，后来又改过），民众抱怨贪腐过分，宋就唱《越来越好》，每届“春晚”，予定主题专门为“春晚”写专用歌词，以国家包装党、包装独夫，以国家庆典取代家族欢乐，以春节取缔“大年”，以党文化取缔传统文化。
六、党文化中的美学嬗变
共产党面临的文化遗产
欧洲文艺由十八世纪崇仿希腊的古典主义，到十九世纪初期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都被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现实主义所超越，人们由欣赏英国的拜伦、雪莱、剂慈到德国的歌德，法国的大仲马，最后到法国的雨果、小仲马、福楼拜与巴尔札克、俄国的布希金、果戈里、列夫·托尔斯泰，文学批评家发现小仲马的《茶花女》比大仲马的《基督山复仇记》更反映现实，雨果的《悲惨世界》认识法国社会现实更深刻，英国迪更斯的小说《大卫·高柏菲尔》比拜伦、雪莱 的诗歌更为深刻具体，历史地透视了英国殖民过程的社会变迁。
法国的巴尔札克与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笔下形象化的历史真实达到高峰，俄国果戈里的《死魂灵》与《钦差大臣》树立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把讽刺文学与现实主义紧密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就是这种已成定势的、难以更改的欧洲现实主义文艺之坛。
2．恩格斯的附体文化：文艺修正主义
十九世纪下半叶法、俄、英等国现实主义大师形成的文坛态势，使真实性成了文学生命，文学对社会的认识作用高于一切已成共识，恩格斯难以回避。
鲁迅说：“马克思哲学是最明快犀利的哲学”，因此鲁迅的文艺观便是“一切文化是宣传”，把文学的认识作用与真实性偷换为左派意识形态的宣传，取消了文学的客观性，于是演员们在“春晚”都自觉的为党做宣传。但这需要过渡的桥梁与手段，这便是恩格斯的名言：
“文学不仅要有细节的真实，还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在这里，细节的真实可以冒充社会的真实，可以包装党文化所塑造的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
这种“典型论”充满党文化主观逻辑而细节上又要显得真实可信，以鲁迅概括的中华民族性格，阿Q形象最为隐蔽，在党文化的文革实践中以江青的“三突出“论最为露骨。
试问阿Q形象有有岳飞、文天祥的正气吗？有独挡坦克的英雄王维林，与38军拒绝开枪的故军长徐勤先两位汉人的影子吗？（二位先烈都被江独夫消灭了）阿Q至多是流氓无产者的典型。
“三突出”论：“在众多人物中突出革命人物，
在革命人物中突出革命英雄人物，
在革命英雄人物中突出革命的主要英雄人物”
例如《智力取威虎山》一剧，这里众多人物，包括座山雕及八大金刚，便是恩格斯所要求的“典型环境”。主要英雄人物杨子荣，便是恩格斯所要求的“典型性格”。山村布景等等便是恩格斯所要求的“细节真实”。八个样板戏尽皆如此。
于是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中层层最突出的就是一个人：秦始皇－－江X民。
苏联党文化的理论家日丹诺夫、马林科夫把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改头换面，加上限制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能歌颂社会主义现实。
毛泽东力排文学家众议，来了个《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对作家施加种种限制，先按党文化改造世界观，再去火热斗争中去“认识”生活，塑造典型，而且只许写工农兵，打倒“帝王将相占领舞台”，到了江独夫专权，又反过来，秦始皇独裁暴君与满族帝王统治汉人占领舞台，工农兵在赵本山等人惟妙惟肖的表演中成了众多人物中突出的“瘸子，瘫子和肢体动作抽风变形的半身不遂者”或“骗子与傻子”（观众评语）。
七、“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折射
共产党靠无神论与知识分子建立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战线，绝不允许观音菩萨在“春晚”亮相，但为与全球华人两届新年晚会争夺观众，江大拿有句名言：“我可以在任何时间叫任何人做我要他作的事”以显占尽权钱的威风。但江总财有物而无神，就塑造个假观音，妄图压倒“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观世音出场的庄严形象可以用分体的西方现代舞加以妖化，以魔代神，在孙悦领头歌舞中呼唤出绿脑袋，猫脑袋的精灵古怪，各种兽头，群魔乱舞，派给孙悦的唱词，明说：“我用快乐给你洗脑”，把“春晚”的洗脑功用，全盘托出，被专家评为“伪现实主义”。
由恩格斯用“细节真实”包装“典型性格”，到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毛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及双百（百家争鸣，百花各放）二主（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到三代表论的“伪现实主义”，今后为对抗“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影响，今年“春晚”的精灵古怪会发展为魔幻浪漫主义与虚假现实主义相结合，以浪漫魔幻掩盖丑恶现实。晚会散场观众就会看到“人民”警察把上访冤民打爆眼珠，打伤打死，让场内“春晚”与场外现实，成了强烈对比，这对党文化才够刺激，正象侯宝林说过的相声，穷百姓年关过不去，被逼债要自杀，进娱乐场听相声哈哈一乐，把自杀忘了，出场以后呢？还得自杀。
党文化至今也没能消灭中国人的过年意识，中国人在心灵深处倔强地抵抗着，城里人即使看“春晚”，也要全家聚在一起，还是得“过年”，农民工们冒着风险，千里迢迢也要赶回家去“过年”，把火车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辛苦一年的积蓄被拦路抢匪劫夺一空，仍不后悔，因为“过年”连接着中国人心中的远古文化。
今年全球华人晚会画龙点睛，点出过年的“年”的风俗发源于远古，“年”乃邪恶凶兽，“过”乃超越、度过之意。凶兽“年”祚已终，党文化“用快乐给你洗脑”的“春晚”徒劳，每况愈下，终究要被源远绵长的中华文化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