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出现的毒酒事件，每年就致使数以千计的消费者中毒，不少人致残、致死；每年查获假药案约为2万件，标值数亿元，不少人因服用、注射了假药而死亡，对假劣药物的无效而加剧病毒、延误治疗的则无法统计；劣质化妆品使消费者为祛斑增白美容而变成“花脸”、“大麻子”毁容的事例屡见不鲜；劣质木工机械设备，让众多伤残者至今谈虎色变，心有余悸；劣质电线、电器作为多起火灾的“元凶”，现仍安装铺设在一些楼堂馆所之中，埋下令人担忧的隐患；不时披露报端的劣质钢材、水泥所造成的楼塌桥垮人伤亡的恶性事件，更是令人不寒而栗。
据美国海关的数据，2003年，在美国口岸被查获的假冒产品中，来自中国的产品占了66%，远远高于居第二位中国香港的5%和第三位墨西哥的4%。美国俄亥俄大学Daniel Chow教授认为，如果考虑转口贸易的因素，80%被美国海关截获的假冒伪劣产品都来自中国。
几年前，美国电子制造商就发起了“No-China”运动，提出“远离中国零件”。用中国零配件的厂家，即便再仔细、再严格也不容易取得消费者信任，厂家都不敢说自己跟中国零件供应商有关系。
2004年8月CBS在《60分钟杂志》专栏做了一个名为“世界最大的假货”的电视片，对中国浙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做了采访。片中一家做运动鞋的老板在镜头前炫耀说，最新的Nike运动鞋到了这里，4天后就能够大批克隆，每双只要4美元。电视记者还发现，3000美元的Callawry高尔夫球杆， 275美元就可以买到。CBS采访时发现，执法人员与造假者关系亲密，严打行动像猫鼠游戏。长期研究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的美国俄亥俄大学的Daniel Chow教授说：“当地专业人士告诉我，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90%是假货。但是批发市场是当地工商部门投资的，也是当地的经济支柱，直接影响到当地税收和工商局的管理费收入，有的政府官员甚至有股份。”他说，像这样的市场中国至少还有4个：武汉汉正街批发市场、山东临沂批发市场、石家庄南三条批发市场、沈阳五爱批发市场。这些市场的产品有相当部分批发到世界各地。
对外经济研究部课题组曾于1999年通过企业问卷调查对1998年我国市场上假冒产品的总量做过估算。当时推算结果是，1998年市场上的假冒工业产品总量为1300多亿，如果将假冒的非工业制成品涵盖在内，估计假冒产品的市场流通总量在1500亿～2000亿左右。通过调查，课题组估算2001年我国市场上的假冒商品总量在1600亿～2000亿之间，实际上假冒商品的销售量已大大高于这个数额，已成为阻碍社会稳定和进步的不安定因素。
“伪宝洁”式造假术：地下活动静悄悄
据宝洁方面介绍，现在制假货者越来越狡猾，在制假时间和制假地点方面都比以前更隐蔽、更地下。为了避开执法部门的工作时间，制假者通常选择凌晨或者周末工作，半夜出货，跟打假活动搞“时间差”。在地点上也由原来比较明显的厂区、作坊转移到地下室、居民楼、山村等地区，甚至监狱也出现了造假窝点，这给治理假货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同时，制假的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地下作坊开始升级到“现代化生产线”。当年有人打电话问宝洁公司，成桶卖的“海飞丝”会不会是假的。而现在，质检人员有时都会感到真假难辨。在2001年破获的一起造假案中，造假工厂不仅有成套的生产线，还有进口的制码机。不仅如此，与“正品”市场的原料采购、生产、销售、消费的流程图相对应，假货也有一条躲在地下的完整流程。
一家著名市场调查公司提供的数字显示，中国市场销售的宝洁产品15％－40％属于假冒。如果按照15％的比例估算，宝洁每年在中国市场因假货而损失的销售额高达1．5亿美元，相当于3亿瓶4000毫升装的“飘柔”洗发水！
茅台式造假术：借助学术力量，进行虚假宣传
酒精对肝脏有损伤，这在国际学术界早有定论。“茅台酒不仅能‘护肝’，而且还具有‘抗肝纤维化、肝硬化’的作用。”贵州茅台酒曾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作出如此表述。
该公司的负责人在接受一家中央级媒体的采访时则称，这个说法来源于“由包括一名院士、多名教授在内的一支国内一流肝病学者组成的课题组”的研究，该课题组是经过长达4年的调查和动物试验后才得出上述结论的；“这个结论已获得了国内9名著名肝病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的肯定”。
尽管国内一些专家教授的研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但“茅台护肝说”也似乎并非无稽之谈，茅台公司为此提出了事实和理论两方面的依据。
自从茅台酒率先打出“健康牌”后，同类企业纷纷跟进，诸多酒厂竞相展开类似的“研究”和宣传，国内白酒市场随即刮起了一股“喝酒有益健康”的“炒作风”。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这样的事实：目前酒精性肝病已成为仅次于病毒性肝病的第二大肝病病因。
阜阳奶粉式造假术：勾兑下的骗局
2004年4月，中央第一批调查组在阜阳进行了两天时间调查发现，劣质奶粉的数量达到了50种以上，比当地政府部门掌握的数字高出40%～50%。调查小组进一步确认劣质奶粉的源头，基本上是在东北、内蒙古、浙江沿海一些地区，来自这些地方的生产厂家占到70%～80%。
很少有人真正知道奶粉的配方，如果按厂商解释，奶粉是用纯牛乳经蒸干加工而成，基本是用8.5吨牛奶蒸干成1吨奶粉，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营养损失。即便对国内一些奶制品大厂商来说，按这种标准生产的奶粉顶多不到20%，也就是售价最高的那部分高端产品。
实际上，国内超过80%的中档和低档奶粉都需要勾兑。勾兑的原料通常是淀粉和乳清粉，勾兑的底线则是“国家卫生标准，婴儿一段奶粉的蛋白质含量不应低于 18%，二段不低于12%～18%”。但是大量销往农村和一些贫困地区的低档奶粉都略低于这个标准。长期以来，消费者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消费奶粉，没出事情以前，奶和蛋白质的含量没有人来追究。
奶粉勾兑并不是有中国特色的产物，很多国家都存在。即使在美国这样乳业成熟的国家，勾兑奶粉在市场上的份额也在20%～30%之间。但美国法律规定，奶粉中蛋白质含量不得低于20%。为了减少勾兑奶粉的利润空间，美国向生产这种奶粉的厂商征收一定的奶税，并有专门的食品机构监测奶粉品质和安全。但在中国，勾兑标准成了大问题。一些被称为“糊精”的纯粹淀粉降解物进入市场，其中根本无“奶” 可言，甚至它们还被搀进亚硝酸盐之类的杂质。在安徽等劣质奶粉流经地，有些患儿嘴唇青紫，这种肠源性青紫就是中毒的表征。
打假先打“伞”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记者面对造假者时屡屡受挫，不是当事人跑了，就是假货已经转移，面对镜头的当地官员则不无狡黠地弄出一脸无辜。而为了保持媒体的客观立场，记者或主持人只好无奈而又曲折地说一番造假与权力的关系，虽然谁都听得出话里有话，但这种不能落实到具体对象身上的谴责，往往很难产生有效的作用。于是造假与护假的关系就成了一个人人皆知，却总是查无实据，因此也就无法处罚的尴尬事实。
一些人之所以要充当“挡箭牌”，一方面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个别地方的领导错误地认为，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一来可以增加百姓的收入，造福百姓，百姓富了就是自己的政绩；二来可以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于是，对本地制假者不但庇护，而且还明目张胆地支持。某地一镇政府在得知上级执法部门要来打假后，公然用广播通知村民暂时停止制造假冒豆制品就是例证。另一方面是为了个人私利。有极少数领导与制假售假者串通一气，利益均分，心甘情愿地充当“保护伞”，猫鼠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2001年，震惊中央高层领导的“毒米”事件，据了解，这种添加工业油的大米在河南尉氏县粮食市场已出现了三年。市场管理部门为何对此不理不睬？据披露，该市场商户都向管理处人员交过“保护费”。
所谓“保护费”，这在很多市场都成了公开的秘密。不仅仅粮食市场，很多服装、建材、小商品市场都存在这种情况，市场的商户除了交足国家规定的管理费、税费等以外，往往要私下里给管理市场的工商、税务、技监以及卫生等部门人员“送礼”，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数万元。一些制假商户对此敢怒不敢违，但私下里却说：“这些人收保护费比黑道还黑！”
而且，收取“保护费”的除了市场管理部门以外，有的地方官员直接参与制假售假，甚至就是主要制假人员。
专家们指出，市场经济是市场规则下的经济，这个规则的实施要很多监管部门来执行，只有进行严格认真的监管，才能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否则，将监管之责变为权力，变为不法分子的“保护伞”，那么，市场经济就会受到严重破坏。因此，打假必须要首先打掉“保护伞”。
(商界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