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是带着对中华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珍视的感情来的，他的演讲辞在这一点上至今让人读了很感动。然而恰遇上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正在进行文化的自我批判和国民性的自我批判。所以，泰戈尔越说我们好，自然就越听不入耳。他说：“你们爱你们的生沽，单这爱就使你们生活得美好。”这种感觉也太诗化了。即使如崇拜泰戈尔的徐志摩，也觉得惭愧，说“他鼓励我们的话差不多是虚设的。他说我们爱我们的生活。我们能把美的愿则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有这回事吗？”泰戈尔在北京的演讲还说：污损的工程已经在你们的市场里占住了地位。污损的精神己经闯入你们的心灵，取得你们的钦慕。假使你们竟然收受了这个闯入的外客，假使你们竟然得意了，假使因此在几十年里你们竟然消灭了你们这个伟大的天赋，那时候剩下的还有什么？那时候你们拿什么来尽你们对人道的贡献，报答你们在地面上生存的特权？”--这竟是有意不让咱们“现代化”了。
其实，泰戈尔对访问中国本来是迟疑的。对于这个与他的祖国差不多一样灾难深重的邻邦，他担心“只做什么无聊的诗歌，我如何对得起中国盼望我的朋友。”但事实却是，如果他只谈诗可能会好得多。
他在杭州演讲说：“我们印度是一个战败的、屈辱的民族，在实利的世界里，我们不知道怎样来帮助，也不知道怎祥来伤害你们....”但遗憾的是，他在这里称赞中国文化，还是被激进的中国中国知识分子看成是一种“伤害”。
对泰戈尔的态度，在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截然不同。梁启超是神交己久，一见如故，在热情洋溢的欢迎演讲中说：“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庐山入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徐志摩是万分崇拜，望眼欲穿，不仅自愿担任翻泽，且以弟子自居；对泰戈尔，胡适说他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个人”，泰戈尔在京期间交往甚多，且有诗歌相赠，胡适还主持北平学界为泰戈尔举办的祝寿会；陈西滢因为泰戈尔在华期间“劝人少读书”而在批评章士钊、林琴南复古学说的文章(《线装书与白话文》)中将他引为新文化运动的同道；郑振铎发表文章《欢迎太戈尔》，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在一九二二年就曾专门发了系列丈章介绍泰戈尔，为迎接泰戈尔，还在一九二二年九月、十月发了两期“泰戈尔专号”。从这两期专号看，大体“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都是对泰戈示有好感的。而陈独秀、吴稚晖、林语堂则攻击甚力，鲁迅在杂文中谈及泰戈尔访华，语气略带嘲讽。
陈独秀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在《新青年》杂志第二期发表自己翻译的泰戈尔诗歌《赞歌》。到泰尔访华的一九二四年，陈己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他的批评基本上是政治性的时评，发表在政治性刊物《向导》、《中国春年》。在泰戈尔访华的期间发表频率很密。甚至在一篇评沦美国驻华教士发财的文章中也把泰戈尔捎几句：“印度诗圣泰戈尔倘没有丰厚的家产和诺贝尔赏金，又何能天天冥想三小时，到处吟风弄月，只营求心灵生活而不顾物质生活？”在评江亢虎《南游追想记》中所言中国招商轮船局四十年间不能与外国轮船公司竞争时，也没忘记把泰戈尔捎上，题目就叫作《好个友爱无争的诗圣》文曰：“你看我友爱无争的诗圣，是何等逍遥自在地在北京为英人之坐上客。”在《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一文中，陈独秀指出：“泰戈尔不是张之洞、梁启超一流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己经多的不得了呵。”在《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一文中，指出泰戈尔有两个错误，一是误解科学与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二是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向错误的道路。这两个错误“都是社会改造之思想上的重大问题，并不是站在一个纯粹诗人的地位谈诗说艺。”这两篇还基本算是正面的思想评论，其余篇什如《泰戈尔与梁启超》《泰戈尔与北京》《泰戈尔与清帝及青年佛化的女居士》《泰戈尔确曾去见溥仪》等，仅从题目上看，基本上就己是“具体联系”的思路了。甚至在泰戈尔早己离开中国的六月份，陈独秀仍然发表了《诗人却不爱谈诗》、《泰戈尔与金钱主义》两篇文章讽刺泰戈尔。
作为一位领导人民革命的共产党人，陈独秀自觉地从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观点批评泰戈尔。在《巴尔达里尼泰戈尔》一文，陈独秀说：意大利巴尔达里尼教授对中国青年说：“余虽主张和平，然为弱小民族计，则自卫之战，亦认为不得已。余亦不反对君等之主张。”巴氏这样主张和平，还算比泰戈尔说得有分寸。我的朋友说，巴氏和平运动是积极的向统治意大利的法西斯反抗，泰戈尔哪比得他。泰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的忍耐、服从、牺牲，简直是为帝国主义者做说客。
林语堂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发夫《论泰戈尔的政治思想》，其尖锐程度，一点也不亚于陈独秀。作为信仰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学者，他的这篇“政治思想论”也是以“科学” 方法分析出来的。他说“我想我们人类的精神生活与动物界的物质生活多少是一样的，无论如何与环境必生一种的反应。反应就是动物所以谋生的存于新环境的生理的作用，或取掩饰的，如变色龙及沙漠上的鸟蛋；或取附和的，如鱼身上的热度......泰戈尔大谈精神生活也无过是一种反应......我们只须先认定他是一种对于亡国环境的反应......所以谋自存之道，不是
什么哲理。”“大凡身处亡国之境，必定使一人的精神感觉不舒服的。因而必生一种反应。思所以恢复国光的道理。暗杀啦。革命啦，宪法改革啦，都是一种谋复国光的道理。暗杀、革命、宪法改革都干不了，或不想干，于是乎有最无聊的一办法，谓之精神安慰。”“倘是身处亡国之境，而格外受变其国者之优待，那地位就更难了.....，使令日享盛名受优待之泰戈尔提倡印度独立反对英国政府，必有许多不便，然对于此国运问题又不能无解嘲之法，于是无意中不自觉的捉起这最方便最不碍人的精神运动精神聊慰法子”这一段话不仅有“诛心之论”的味道。也有点以”未亡国的国民”民对已亡国者的居高临下的味道了。
在对泰戈尔的批评中，严肃的思想分析，被浮躁、尖刻、只图快意的声音淹没。一篇评论，题目竟就叫作《泰戈尔是个什么东西》。
比较起中国学者对他的激烈批评来，泰戈尔对此的反应是平和的、有风度的，一片温柔宽厚的仁爱之心。五月二十日，他在上海慕尔鸣路三十七号园会上所作的告别辞中说：“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的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们奔赴贸利的闹市。”
应该说，泰戈尔被误解了。实际上，泰戈尔恰恰因为拒绝抑制西方文明--特别是科学而长期得不到自己同胞的原谅。实际上，早在泰戈示访华的四年前，当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问他对中国有什么建议时，泰戈尔就说：“我只有一句话：快学科学！”
泰戈尔既不是激进的革命者，也不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比起甘地，他缺少行动的色彩，但放弃英王赐爵、公开演说，抗议英国当局的高压政策，己经体现出一位诗人的爱国情怀。他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们有着很多的相同而不是相异的东西：他的诗歌的象征性对于我们的新诗发展富于启示性；他甚至在短篇小说里创造了泰戈尔式的”娜拉”；而且，应当说，作为一个殖民地国家--真正“亡了国”的诗人，泰戈尔对东西文明的思考可能更沉痛，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可能更深。
他的文明观和文化态度可能因此会给我们更多的借鉴。可惜某种“接受情境”从一开始就使人们把一个丰富的、有时是矛盾的泰戈尔”简化”成了一个批判的靶子。
中国人对泰戈尔的“接受情境”就是当时中国知识界与政冶的复杂关系。
五四之后东西文化论争的继续是梁启超考察第一次世界大哉后的思之作--《欧游心影录》引发的。受梁启超之邀来华访问的泰戈尔，其文化思想与梁启超访欧后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多少暗合。不免被人看作是梁启超拉来的援兵。另外，粱启超虽然已经绝迹政界，但担着一个“研究系”的污名，晚年一直为人垢病。
就在泰戈尔访华前后，陈独秀就曾发衷《研究系之丑表功》《梁启超勿忘今日之言》等文批评梁启超。陈独秀文章中说“泰戈尔到北京，竟染上了军警和研究系的毛病。造谣诬陷而己”--听着好没有来头，其实背景就在于此。
民国以来深远复杂的政治纠结。哪里是一位初来乍到的外国诗人所能理解的，中国的学术评论一直就存在着仅仅以政治划界的传统。其实，即使没有思想的契合，即使没有讲学杜，对泰戈尔访华，梁启超也是责无旁贷的。据徐志摩的一篇文章，他们是一九二一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著作者协社最早的两名亚洲名誉会员。而这个组织就是为了“著作家游历时，各部应相互招待。和睦友谊。”但梁启超出头，泰戈尔也就沾了梁启超的“包”。梁启超在欢迎词中把泰戈尔比作千年前的鸠摩罗什。就不免让一些人听着恶心。鲁迅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语丝》上发表了一篇杂文《照相》，其中提到泰戈尔访华。语带讽意：“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以文气和玄气......”，显然是以当时中国的“科玄论争”--五四之后的东西文化论争划界的。而梁启超就被看作是在“玄学”一边的。
五四以来中国东西文化的论争，本来就不只是“文化”的论争。而是在论争什么样的文化可以强国。以这个角度看，一个亡了国的诗人来到中国“上课”，根本不够资格。当时有一个名词，叫“象的民族”--“拿象来比譬东方民族的性质”不见得有多少侮辱的含意，只是反映中国人不愿意接受印度民族的历史命运的心情。因此针对泰戈尔的“驱象党”也就可以埋解了--反映了在国危民艰的背景下渴求富强的中国人不能以一种平常心把泰戈尔来接受为普通的文化交流罢了。
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人们曾对一位诗人“如临大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