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企林立、经济富庶的杭州市萧山区，许多家境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独生女渐近婚期；创下殷实家业的父辈们期盼女承父业，希望能招到素质优秀的上门女婿。在这个素有招赘传统的地区，家庭富裕的未婚女子也越来越青睐高学历男士。
2004年12月，杭州《青年时报》发表了《浙江萧山盛行招赘婚俗成批富家女苦等上门女婿》的报道。报道称，由于对“上门女婿”要求太高，有的富家女甚至在婚介所“挂牌”3年都没碰上“对眼”的。
该报道被互联网和国内多家媒体转载及播报后，引来了形形色色的关注。一时间，要求联姻的电话和信函如雪片般飞来。今年1月，《青年时报》刊登拟安排一次入赘报名者与“富家女”见面的报道后，两天内热线接到了近300名男士的毛遂自荐。报名者中，学历大多在大学以上，其中不乏博士生、硕士生和在读大学生。远到北京、广东、新疆、四川甚至台湾，都有男子渴望入赘萧山。主推“找上门女婿”项目的萧山金点子婚介所甚至接到了英国留学华人的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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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征大学生坦言：
至少不用为买房买车犯愁
在社会观念日趋进步的今天，登报征婚引来主动入赘者本不足为奇，但在被问及应征动机时，一些应征者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
小楼是杭州某大学三年级学生。他面对记者表达联姻想法时，明确要求女方提供创业资金1000万元以上。意图往金融证券方面发展的小楼是家中的独子，之所以前来应征，是因为自己有“很强烈的创业欲望”，却没有资金，如果可以，想找个富家女马上结婚。这位小伙子在介绍完自己“身高1．76米，长相英俊，常得奖学金”的应征条件之后，毫不避讳地说，自己的人生观是“先成家后立业”，并要求女孩不仅家境殷实，相貌也要求中上。他还提出了“身高1．64米以上，体重不能超过50公斤，学历大专以上，年龄30岁以下，脾气要好”等诸多细节要求。小楼表示：“我可以给她一个安全温暖的家。”当被问及如果女方比他大七八岁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都什么时代了？我的前途更重要。”
与小楼的“锐意”掘金相比，杭州某高校一位姓王的三年级硕士研究生“为生活所迫”的说法在应征者中更有代表性。小王在前往青年时报社要求安排与富家女见面时，带上了自己的学生证、身份证和大学英语六级考试证书，以证明自己“学问高、素质优”。他说，应征的原因主要是毕业在即，自己家境一般，事业和生活的压力不小。“我们寝室有3个同学都愿意当萧山的上门女婿。”小王说，“我们的共识是，女方家底殷实，至少不用为买房买车犯愁。”
冲着“钱”而加入应征者行列的，不仅仅只有尚未步入社会、经济上“一穷二白”的学生。当 1月7日《青年时报》刊登拟安排入赘报名者与“富家女”见面的报道后，先后有15名大学教师打来电话自我推介。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在近300位报名者中显得如此触目。据该报记者介绍，这些大学教师大都要求女方有车有房。在杭州滨江某大学教书的朱先生，个子1．77米，28岁，自认长相英俊。除了年龄、外表要求外，他对女方提出了经济条件优越（资产起码超百万），最好有一处房产的物质标准。
虽然应征者中不乏自身家境较为宽裕的人，但他们“为求真情”的声音很快地被“入赘富家可以少奋斗20年”所引起的全国范围的激烈争论淹没了。一时间，“富家女征婚”、“入赘”等字眼充斥各大网站和许多高校网站的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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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者并非个别：
婚姻就是一次资源重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认同这种想法或对此表示一定程度理解的人，在高校学生中还为数不少。
即将毕业、已和用人单位签下协议的硕士研究生小张表示，对于他们这些即将步入社会、准备为人生抱负努力的“天之骄子”来说，最缺的就是创业的“第一桶金”，入赘富户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四学生小孙就业在即，从去年10月到现在已参加了十几次各种规模的就业招聘会。他坦言，婚姻就是一次资源重组，那些应征者的选择很理性，富家女找到了学历高、素质好的小伙子，大学生们获得了创业的资金，市场经济时代，这叫“双赢”。
让人惊讶的是，在高校中许多人却对这些应征者的行为表示理解。相对于评价其价值观本身，他们更愿意分析产生这种观念的外部社会环境。
社会热点常常是硕士研究生樊洁所在寝室“卧谈会”议论的焦点，萧山富家女事件也不例外。但与以往七嘴八舌、各抒己见的情景不同，寝室里四个人对“萧山富家女事件”中的应征者态度出奇地一致，“功利性的婚姻观、价值观，这在现代社会是普遍现象，自然也会影响到校园。只要恋爱和婚姻的双方愿意，没什么可指责的”。
即将毕业的樊洁最近一直被找工作所困扰。尽管自己是女生，但她以自己择业时的切实感受来考量应征者的动机，认为大学生中之所以出现愿意用婚姻交换财富的人，是迫于残酷竞争的压力。大学教育和社会需求的脱节，使毕业生就业压力日益增加。以自己为例，尽管辛辛苦苦读了那么多年书，即将拿到硕士文凭，但依然在择业时遭到冷遇，甚至被告知学无所用。“此时产生的恐慌可想而知。”她说，富家女征婿条件中对高学历提出要求，使高学历的青年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认可和心理安慰。
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教授徐德明认为，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婚姻问题上出现了价值选择的多样化趋势，它是社会经济文化价值选择多样化在婚姻问题上的必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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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声仍是主流：
不该以婚姻“入股创业”
大多数大学生仍对为钱而应征的行为持明确否定意见。浙江大学学生周冀认为：“不劳而获的人不可能获得成功。”她认为，追求财富无可厚非，但如果不依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而是想走捷径，甚至不惜以自己的婚姻幸福作为筹码，这是一种对自己、对社会和对女方都极其不负责任的心理。
浙江理工大学学生刘晖认为，大学生们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无可厚非，但不能突破道德的底线。尽管社会很现实，生存的压力也日益增大，但对财富和金钱的追求不应该是人生的惟一目的。
在征婚者眼中，这些直言不讳的大胆自荐者又能得到怎样的印象分？一位被安排与应征者见面的“富家女”直言，那些拥有让人羡慕的高学历和堂堂仪表的男子固然会在见面之初吸引她的眼球，但并不是她心目中真正的择偶对象。在她看来，真正的高素质人才不该仅有高学历，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善于吃苦的精神、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灵活机警的社交和处事能力。“那些贪慕钱财、希望不劳而获的男子，永远不可能成为我和我的家庭选择的对象。”
各种回答，体现了社会多元化下高校学子日益复杂的心态。
而在应征过程中，一些高校师生“为钱不为爱，入赘算什么”的言论一出，引发了社会一片哗然。人们通过报纸、网络、电视发表评论、开展抨击，焦点最后集中到了一处：被尊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高校教师们、被誉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怎么了？在就业和生存压力之下，现实、功利、追求财富是否已成为青年学子的主流价值取向？
教育界人士认为，应征事件的闹剧发人深省。尽管应征者拿出了一张张漂亮的学习成绩和一沓沓足以证明其素质优异的证书，但正直、勤奋、吃苦、踏实等优秀品质，在他们身上却越来越难看到。应征事件折射出了高校中相对主义道德观和功利主义的流行程度，折射出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严重缺失。
浙江大学法学院伦理学教授张应杭忧虑地说，在社会多元化和就业、生活的双重压力下，现实、功利、追求财富已逐渐成为一些青年学子的价值取向，高校学生道德、价值评判越来越模糊，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严峻现实。但他同时表示，除了社会思潮的冲击外，一些高校重教学、轻德育的片面引导也难逃其咎。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徐德明告诉记者，前段时间，有人鼓吹：大学校长是老板，大学老师是老板招聘的打工仔；学生出钱来获取知识，是上帝，老师只是在老板和上帝的夹缝中求生存的教书匠。把大学看成是等价交换的场所，这种思想很成问题。如果以这样的思想来办大学，以这样的思想来当大学老师，学生和老师中出现前面提到的心态，就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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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高校德育工作者：
我们成了“边缘人群”
目前，许多高校都不遗余力地把目光和精力集中在出科研成果和提高就业率上，德育被放到了极其次要的位置。一些学校领导私下表态：多出科研成果可以让学校申请到更多的教学和科研经费，提升学校在全国乃至世界的排名；增加就业率可以提升学校的声望，是学校能够招到更多优质生源的有力保证。“抓德育能为学校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仅限于上好几堂规定的公共课，平时的德育基本放任自流。
浙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某学院辅导员用“劳心劳力”一词来形容自己的工作。据他介绍，每个学期，仅学工部一个部门，与辅导员相关的工作就多达十几个，比如迎新、制度学习、安全教育、勤工俭学和综合考评等。“上头十几个职能部门的工作需要经过辅导员去落实，下头辅导员要负责1000多名学生的思想、学习、纪律、活动、党建、评优、招生、就业等工作。每周各个部门邀请辅导员去开的会多达数十个，辅导员疲于应付。”下任务的部门多了，辅导员便常常忙于事务性的工作，工作偏离了思想政治这一核心主题，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不能保证，思政工作很难深入，辅导员成为高校的“边缘人群”，这是不争的事实。
针对高校德育工作的薄弱现状，一些学校开展了相关的探索。如清华大学，利用校友资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两年来走访30多个城市，深入重点单位，调查总结了百余名年轻校友的先进事迹，在学生中大受欢迎并被广为传播。浙江大学改进德育的授课方式和方法，通过事例引导、学生讨论、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到课率。浙江工业大学在常规的德育课之外，不定期开办名人讲座和教师演讲活动，引导学生对“道德银行”等多种校内和社会事件开展讨论，丰富德育的方式和方法。
浙江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韩翼祥说，德育不是一种说教，而是真实、生动、鲜活的“潜移默化”过程，只有以教育者自身的人格魅力来征服人心，才能起到楷模作用；同时，也只有让高校学生们自己在讨论和争执中明晰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值得倡导的、什么是需要批评的，健康、科学、正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可能真正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