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有艺名，作者有笔名，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古今中外，由来已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处于领军地位的文坛巨人“郭鲁茅、巴老曹”六人之中，无一人使用的是其原名。人们只知道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若不专门从事文学研究，难得有几个人关心他们原来的姓名。作家的笔名还好说，起码读来朗朗上口。艺人的艺名可就千奇百怪了。什么七龄童、六龄童、小六龄童、六小龄童，根本就不象名字，不下一点功夫都读不流畅。可是戏迷们偏偏记得住，至于他们的真名是什么，倒没有多少人关心。
艺人用艺名、作家用笔名，一点也不会影响他们“说真话、做真人”。如果他们中的什么人（例如郭沫若）说假话、做假人，那也不是因为他用了假名，而是要从他的人品、人格上找原因。如果更深入一步，则还要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找原因。
中华民族本来是一个十分注重诚信的民族。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使得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人逐步学会了“黑厚学”，以心黑手辣、毛深皮厚的虚伪言行来谋取个人利益。在共产党党国统治的这五十几年里，说假话简直变成了求生存的必要手段。1955年，借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共产党党国对说真话的人进行了第一次镇压，把两千五百多名知识份子精英投入了监狱。由于事不关己，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更没有预感到自己也迟早会大难临头。1956年，毛泽东亲自号召人民帮助党整风。广大知识份子掏出自己满腹的心里话，真诚地帮助党整风。几个月以后，毛泽东就变脸了。他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反击右派份子的倡狂进攻”，以他的“阳谋”把敢于说真话的优秀知识份子几乎一网打尽。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就学乖了。大家认识到，如果不想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敌人，最好还是把真话藏在肚子里，只说共产党愿意听的话，哪怕那是假话。所以，在反右（定了一百万右派份子）和反右补课（又增补了十万）之后，尽管共产党开展了“向党交心”的运动，它却未必收到了几颗真心。
但是，“向党交心”运动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它开启了旷古未有的“全民表态文化”的先河。从此以后，凡是在共产党对人民群众不放心之际，它就要求全国人民向它表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引起的连续三年大饥荒饿死了五、六千万老百姓，但是1962年以后开始大搞阶级教育，在忆苦思甜会上，人人都必须诉旧社会的苦，说新社会的甜，哪怕早几年家里饿死过亲人。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在声讨林彪的会议上，人人都必须泼口大骂“林贼死有余辜”，哪怕在几天之前还在同声高呼“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在强化学习班里，人人都必须表态“坚决拥护党中央平息反革命暴乱”，哪怕在几天之前还是游行示威的积极参加者。
除了少数特别勇敢的中华民族的脊梁，谁有胆量在“表态运动”中不按党的要求表态？哪怕你闷头不语，消极抵制，都会影响你的提职、加薪、分房，甚至孩子的入讬、入学、升学。如果你“狗胆包天”，胆敢唱反调，那么轻则批判斗争，重则身陷囹圄。
表态的人知道自己是在说假话，听表态的人也知道他听到的不是真话。但是人人都这么说，大家心照不宣、自欺欺人。尽管连共产党都知道老百姓说的未必是真话，但是一到关键时刻，它还是逼迫老百姓表态。在听到这些高压下的表态之后，党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满足。全国人民的口头拥护使它感到舒适和宽慰。经过党的喉舌的反复宣传和渲染之后，党甚至会产生错觉，以为它真正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这种“全民表态文化”对于共产党有自慰作用事小，把中华民族的诚信传统破坏殆尽事大。它使得中国老百姓不再以说假话为耻，反而把说假话视为理所当然。政府欺骗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欺骗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看最后谁骗过谁。如果你指责他欺骗可耻，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为什么不首先指责政府。政府比我更可耻。我的欺骗不过是自卫性的被动性欺骗，而政府的欺骗是攻击性的主动性欺骗。为了对我的身家性命负责，我不得不说假话！”仔细想想吧，你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有道理。
由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民主意识深入人心；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互联网迅速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通过共产党无法严密控制的互联网，勇敢地站出来说真话了。但是，敢于以真名说真话的毕竟是少数。他们要么在海外，共产党够不着他们；要么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名人，共产党动不了他们；要么是一些情况特殊的人，共产党在有意无意地容忍他们。绝大多数在网上发表言论的中国人还是只敢用假名说真话。为什么？他们完全暴露在共产党的残暴统治之下，缺乏基本的人身保护，处境十分危险。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名，无非是想多一层保护。哪怕这层保护十分脆弱，随时可能被党国公安部门、国安部门以现代高科技手段击破（例如不锈刚老鼠刘荻），但是多一层保护总比赤膊上阵好！我们没有必要发起一个运动提倡他们公布他们的真实姓名。他们用假名说真话，进行认真严肃的写作，比共产党党国领导人和贪官污吏们用真名说假话，冠冕堂皇地欺世盗名要高尚得多。
笔者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残酷统治下，有胆量以假名说真话就已经要担风险了，就可以算做勇敢的人了。现在当务之急不在于倡议他们用真名说真话，而在于鼓励那些根本就不敢说话的人说话。要知道，有多少中国人连用假名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啊！他们在家里，在朋友圈子中大骂共产党，在会议上却服从“表态文化”的需要。要他们在大庭广众中说真心话吗？他们不敢，怕被人揪住辩子；请他们写文章贴到网上吗，他们更加不干，（哪怕他们的写作能力很强，）他们绝对不愿意让共产党抓住白纸黑字的铁证。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争取让所有的人都敢讲话。以真名讲真话的人为这些不敢讲话的人树立了榜样，以假名说真话的人也让这些不敢讲话的人受到了鼓舞。他们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对那些以假名说真话的人，我们应该鼓励他们的大胆敢言，他们是不是用真名来发表他们的见解并不很重要。共产党专制政权给他们的压力已经够大了，他们不应该再承受自己人给他们的压力。我们不是都在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权利吗？那么，任何人都有权利使用笔名发表他的作品也应该算一种自由权利。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如果一个人坚持使用他惯用的已经形成了影响力的名字发表文章，不管它是不是真名都无关紧要。广大读者可以不知道他的真名，但是他们知道那个笔名对应的就是他。就以老枭为例吧，笔者认为，对于广大线民来说，东海一枭的名气和影响力比余樟法大多了。尽管前者是笔名，后者是真名。如果东海一枭从今以后用余樟法的名字在网上出没，他还需要花一定时间重新建立影响，或者在每篇文章上署上“余樟法（东海一枭）”（这岂不太麻烦），就象他现在在需要用到真名时做的那样。
由于惯用的笔名与作者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其对应的密切程度甚至高于真名（例如东海一枭），所以不存在由于用笔名而不负文责或信口开河的问题。任何一个严肃的作者都要对自己的声誉负责，他们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写作，绝对不会为了嘴巴快活就乱说一通。应该反对的是那些不断变化笔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人，他们才可能逃避文责、胡说八道。如果提倡用真名是在这个意义反对使用假名，而不是反对使用广为人知的惯用笔名（它与真名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则笔者深表赞同。
最后，笔者愿借此机会声明，辛明并不是笔者的真名。虽然身处人身安全没有受到威胁的加拿大，笔者还是以三个名字发表作品。笔者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是因为笔者有三块阵地。笔者用真名葛陵元发表科学著作和教研论文，以笔名文思发表翻译作品和文学创作，以笔名辛明发表政论作品和评论文章。每一个名字都和笔者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不仅有人身对应，而且有专业对应），不存在任何逃避文责的可能性。要说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鼻祖，也许当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鲁迅（1881-1936）先生。他老先生（其实并不老，只活到五十六岁就病逝了）先后使用过百来个笔名（一位篆刻家曾把他的所有笔名刻出图章，出了一本书《鲁迅笔名印谱》），有的笔名用过就丢，事后连他自己都忘了。近年来，对于如何评价他老先生，在学术界出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由于离题太远，恕笔者不在此赘言。
《议报》第1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