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自然是好，而且是人民的愿望，是十亿农民与工人梦寐以求的想法，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致。但问题是，这样一个处处都不平等的国家，一个人治的社会，如何“和谐”？身无分文的弱势群体与少数靠掠夺、靠投机而富裕起来的红色富豪能够和谐相处、荣辱与共吗？从上到下一大批高高在上的贪官污吏会对普遍工人和农民诚实守信、平等友爱吗？
让我们再看看胡锦涛先生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解：“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在一个处处不公，贪污盛行，道德沦丧，法制失效的社会里，空谈和谐社会有什么意义？
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才是基本价值取向与基本精神。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说：“礼为上，和为贵”；“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使别人事事行得通）。不可否认，古人遗训都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但中国社会从毛泽东集权时代后现在的后集权时代，由于制度的作孽，将本来不和谐的社会引向更加不和谐的氛围中。执政半个世纪的中共来说，是制造不和谐社会的罪魁祸首，现在提倡“和谐社会”，那等于是提倡狼羊一家，水火相容。
身份歧视是制造不和谐的第一个原因。毛泽东的时代，将同样的中国、同样的中国人，人为地分割为“商品粮”和“农业粮”的两种人。城市和市民享受着种种制度优惠，而农村和农民却受尽剥夺和歧视。在本质上，这样的身份歧视与农奴制、种姓歧视、种族歧视等野蛮制度毫无区别。现在，这种体制虽然逐渐瓦解，但是，贫穷和落后仍然将农民排斥在现代社会之外，农民工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读书就业仍然受到歧视，仍然不能享受平等的福利待遇。
社会不公是社会不和谐的第二个原因。江泽民的时代，有限的资源和财富几乎全部被利益集团控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全国百分之三的权贵阶层控制了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财富，使得有钱的人越有钱，用手中的钱赚更多的钱；而另一方面，穷困的民众更加穷困，贫穷的人口越多，挣钱的机会越少。
无官不贪是社会不和谐的第三个原因。中共后集权时代，腐败猖獗，蟥虫般凶猛的官僚体系肆意横行，买官卖官成为公开的秘密，官僚与官僚之间、官员与民间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与商品关系，造成民众自我身心的扭曲，腐蚀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对大自然的破坏是社会不和谐和的第四个原因。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中国权贵们追求以物质财富为中心的传统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模式，“高投入－－高效益－－高消耗－－高污染”的模式，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浪费，生态环境的恶化。到二十世纪末，中国没有一条不受到污染的河流，没有一块完整的原始森林。掠夺性滥坎乱掘现象令人发指。
意识形态的僵化和政治不透明是社会不和谐的第五个原因。由于政治的作孽，应该树立样板的官员们不具备楷模作用，再加上官场的恶之诱惑，民众产生出无是非感、无耻辱感的道德观念，“金钱万能”成为从官场到民众的唯一信条。官商勾结，沆瀣一气，物欲横流，全社会坑、蒙、拐、骗成风，制假贩假成为社会时尚，偌大一个中国，道德丧失殆尽，民众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
因此种种，不一而足，要想建立“和谐社会”，那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述而不作，兴而好古”有什么用呢。正象孔夫子说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就不要加给别人）自己做不到的事，为什么强求别人去做呢？
2005年2月24日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