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庸：胡耀邦遭遇“杀威棒”

胡耀邦总书记被迫下野，其中是非曲直相当复杂。被夺权后，胡将过去七八年写过、讲过的，花三个月时间看了一遍，他的结论是“没有什么错误”，“问心无愧”。（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卸任后，他与李锐先生推心置腹长谈两次，第二次长谈离去世只10天，这些长谈实际上把他的愤懑遗言留下：“将一个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这样继续伤害知识分子（指将不合己意的“眼中钉”，不实事求是，随意开除党籍），如何求得安定团结？学生总是比较激进的，从学生闹事的看法与处理方针的问题。这三件事其实是未了的。从历史责任，应当提出来，必须提倡实事求是，这是根本之根本。”（同上）胡先生三条遗言是中肯和深刻的，从中不难看出他的开明胸怀与治政根本。不过，在胡与李所谈高层十大分歧中，独缺1985年记者陆铿对胡耀邦采访引起的风波，这篇访问记成为保守派打向胡的“杀威棒”。

1987 年3月16日中共中央8号文件指出：胡耀邦“破坏集体领导原则，不与政治局其他同志商量，就接受包藏祸心的陆铿的访问，泄漏了国家的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我党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剖析一下这份判决：（1）说总书记接见境外记者访问未同政治局“商量” 是“破坏集体领导原则”，此项指责没有任何法规依据。如果这是一条“规距”，那么，1986年9月6日政治局常委邓小平接见美国记者华莱士为什么不经过政治局“商量”？可见，是双重标准，对邓是绿灯：畅通无阻，对胡是红灯：禁止通行。不同政治局“商量”实际是一根大棒，打向不驯顺者。（2）所谓“泄露了国家的机密”，包括胡在回答对台动武问题时坦然承认，暂时没有能力封锁台湾，等七八年上十年，经济国防现代化后可以考虑对台采取强制措施。胡的回答不过是陈述了明摆的事实，连台湾也清楚的事实，这样的事实由于现代侦察卫星的运作而成为无法掩饰的存在，但在判决中却成为“泄露了国家的机密”。“国家的机密”也是一根大棒，打向说老实话者。（3）至于说胡“听任陆铿肆意攻击”胡乔木与邓力群，我们从下面节录的有关对话就会知道：陆的提问并非“攻击 ”，而是质疑，是请求被访者破解的话题，这是记者的天职。只有囿于“党的喉舌”的观念，视记者为“党的传声筒”者，才会把陆的提问看作“攻击”。其实，胡并未“听任”陆之所言，而是根据事实作了相当温和的反应，既未回避所涉及的事实，也未有损中共形像。判决说胡“听任”陆“肆意攻击”也是一根大棒，打向维护中共理智的人。上述3点表明：上世纪80年代，反胡耀邦的保守势力，借陆铿对胡采访进行了一次打击党内开明力量的反扑。保守势力是强大的，他们依靠手中大棒，封杀一切与中共正统稍有不合的言行，依据封闭的意识、愚昧的观念将胡击倒。判决是蛮横的，惩罚是严酷的。

访问记遭指责的部分涉及当时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现将有关内容照录如下：

陆：他（指胡乔木）发表过一篇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国内没有一张报纸，也没有一篇文章，敢于对他那篇东西说个不字。没有啊！连讨论的机会也都没有。过去，周扬被称为“文艺沙皇”，看起来现在这顶“沙皇”的帽子已转移到胡乔木头上去了。
胡：这也同实际有很大的出入。
陆：有出入？啊？
胡：他读的书比我多，比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也读得多。写文章，一些概念的东西，他是比较准确的；我有许多东西，在最后发表时，还要经过他看看呢！
陆：你千万不要迷信他，他的教条框框比你多得多啦！
胡：那不至于。他现在年纪不小啦，七十二、三了吧，身体有点不大好。如果说他还有缺点的话，那就是他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下去的时间不够，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了解得也不够，我自己也是很不够的啊！
陆：是的，他是有些脱离了群众。另外还有一点，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也不很好，特别是批邓运动中表现得很不好啊！
胡：哈哈……你们的了解很细致的嘛。哈哈……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
陆：不可以嘛！你既然是有水平、有学问的人，怎么可以呢？像你胡耀邦，当时就是坚持你的立场、你的观点啊！所以大家佩服就是佩服你这一点啊！
胡：我不也检讨了……
陆：但是你并没有批邓嘛！这跟他就有本质上的区别。

从所录原文看，胡的回答很有分寸，巧妙地回避了他与胡乔木的原则分歧。事实上，这些分歧连续不断：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讨论，胡乔木断言“其要害在于‘分裂党中央’ ”。（郑仲兵：《胡耀邦与胡乔木》）胡耀邦主持理论工作务虚会，党内高层大胆直言，西单民主墙异常活跃，党的政要认为这是民主生活的实践，胡乔木却说： “现在的情况，很多和五七年初相似。”（同上）胡耀邦主持生产目的大讨论，宣传为满足社会需要而生产、不应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胡乔木反对讨论，扇动华国锋迫使讨论半途而废。（胡绩伟：《动后承重任因对主义诚》）胡耀邦组织人民是主人的讨论，宣传人本思想，胡乔木针锋相对，公开反对“人民是上帝”的说法。（同上）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批判《苦恋》，指责它反党反社会主义，胡乔木一再下令要人民日报转载，人民日报在胡耀邦支持下以该文是“文革”式打棍子作法而予以拒绝。（同上）继而，周扬、王若水鼓吹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提倡重视人的价值和防止中共蜕化，胡乔木认为是“自由化”理论，强迫周扬公开检讨。由此引发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大有“文革”再来之势，但在胡耀邦周旋下，只闹腾28天即无疾而终。不难看出，胡乔木在新时期总是站在维护中共旧传统、旧观念方面，阻止新思想、新事物诞生。他处处干扰、破坏胡耀邦在党的意识形态方面锐意进取，成为倒行逆施的意识形态代表。

访问记还涉及人称“左王”的邓力群，有关原文是：

陆：象邓力群这样保守的人，你们已经打算要换他了。
胡：这不是事实。第一，他年纪的确不小了，比我还大一岁，是一九一四年的。这个人是很有才华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也是很好的。其次，我们整个思想工作，有一个缺陷，也不是他个人的问题。现在把一条战线上，某一方面工作的缺点、错误，都归罪于一个人，是不公道的。思想工作上的缺点，就是从实际出发不够，其他战线也一样。…… 要把我们的思想工作，渗透到经济工作里去。那么我们不少同志，包括力群同志在内，都有这个缺陷。要说只有他一个人有，其他人都是一干二净，这个不公道。

上述记录证明，胡耀邦同样回避了与邓力群的原则分歧，且对邓极力推销毛氏的“舆论一律”有所开脱，应该说是很仁义的。两人一直存在的根本分歧是：胡耀邦主张面对新时代，解决马克思未曾预见的新问题，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力群相反，他固执地坚持毛氏理念，对抗一切务新之举。作为中宣部长，他严密监视意识形态，扑杀一切松动迹象。“清污”、“反自由化”都是他伙同胡乔木鼓动邓小平搞起来的，由此才产生 1980年代改革与倒退、开放与保守的势不两立的较量。

陆铿评论胡耀邦是：“开明开放，非常豁达；有什么说什么，口无遮拦”。这种开朗性格是不可多得的优点，但在实施严格思想管制、人人谨言慎行的环境，“口无遮拦”却有一定危险性，特别是处于权力较量的高层。此次接受采访，谈及王震，就有放言无忌之嫌：

陆：王震先生三月间到美国走了一趟，他是你的浏阳老乡是吧？
胡：是的，不过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
陆：啊，那是南北呼应。
胡：也可能是南辕北辙。哈哈……

“南辕北辙”让自称“粗人”的王震听到，其效果可想而知。胡耀邦辞去中央党校职务后，这位“粗人”被陈云提名为该校校长。他告诉党校听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关云长庙里的那个周仓，我手里就是有那么一把大刀。你们不是有三百万大学生吗？我们有三百万军队，我就是要砍他的脑袋。什么巴金、方励之，都是民族败类！”（《胡耀邦与王震的是是非非》）看来，他很懂自己所处地位和所演角色：周仓而已，手执大刀，保护邓老爷子。他虽曰“粗”，心地却“细”，善于看准时机出击。《河殇》播放，他居然嗅出“仰邓扬赵”味道，在列席书记处会议时就放了一炮：谁敢反对邓小平？谁反对邓小平，我就要他的狗头！（吴稼祥：《六四──权力舞台的大玩家》）这类“粗人”是保守势力马前卒，冲锋陷阵，在所不计。他们类似市井泼皮，软的不吃，硬的不怕，确实难缠。

胡耀邦这些谈话招致党内“沙皇”、“左王”、“粗人”不满是必然的。从正常人观点看，没有说什么侵害这些人利益的话却遭谴责，是不可思议的。但如果深入到这个封闭性团体内部，了解它特有的运转规则和严格的结构关系，就不难发现那些“不满”和 “谴责”的谜底。它的封闭性要求掩盖内部一切矛盾，而向外界呈现结构坚强、实力强大的假像。这是一项铁的规则。从这种封闭性观点出发，自然会把陆铿提出的若干事实（比如胡乔木的霸道行径以及他的不光彩的政治活动）看作“挑衅”、“包藏祸心”，而胡耀邦的回答，尽管是如实分析（如说目前没有实力封锁台湾）却被看作“泄漏国家的机密”，他对胡乔木等人的褒扬会被被看作“卖弄”或远离本人应有的价值。这样，对记者的回答就变成未能显示内部“钢铁般团结”、对记者提问未能“愤怒痛斥”的违背党内潜规的丧失“气节”的行为。这是专制结构主流意识必然的反应。高层特有的结构关系规定台湾问题是邓小平掌控，具体事务杨尚昆负责，总书记无权过问。这样的权力结构当然是不合理的，却是现实的，正如垂帘听政不合理却是现实存在一样。胡接见记者时谈及台海关系，只能重复邓已确定的对台原则而不能尽情发挥。胡关于没有实力封锁台湾的谈话，虽然讲了事实，却僭越了已设定的权限，自然会遭握有实权者的忌恨。潜台词是：这话我说可以，你说不行。专制结构的运转规则是上百年间磨合出来的，一般不形诸文字，只靠运行中彼此意会，实际传递。运转规则的核心是权力的链接秩序。胡耀邦答问时放言国事，正是触动了权力的链接，特别是触动了邓小平的最高权力，引起他暴怒。真的是暴怒──他得知这篇访问记内容后说：“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他对胡的态度降至零点。兹将有关原文节录如下：

（陆问到大陆十大军区司令换了九个，为什么沈阳军区司令李德生换不了。胡答，不存在换不动问题，“我们现在军队的干部，要拥兵自卫啊是绝不可能的。”陆又说：邓一旦见马克思，可能有些军头要坐大，总书记不一定指挥灵便。胡答，这话不可靠。有两条：一是小平智慧经验毕竟比我们多一些，二是恢复了党内正常的民主集中制。坚持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我们的国家今后几十年都不会动乱”。）

陆：外面有一种想法，现在让邓大人做军委主席，很明显的，是因为他的权威比较高，就如你所说：他的智慧是高的，他的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对他都是心悦诚服的。那为什么不乘他健康的时候，就干脆把军委的工作让你接过来，由你做军委主席，不是更好吗，局面不就更稳定了吗？我不是要干涉你们的内政……
胡：我不会有这个误会的。
陆：对对，我是从整个局面考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敢领教的。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希望大陆和台湾都不要发生动乱。看，这不是更稳定了吗，你们看胡耀邦做了军委主席了，邓大人又健在，他也仍在上面做出正确的决策，即使万一发生了他提前去见马克思，政局仍然是非常稳定的。为什么一定要到他去见马克思的那一天，你阁下才来做呢？
胡：我们倒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们想的是小平同志的健康。
陆：大陆的老百姓普遍希望他长寿。
胡：是啊，我们考虑的重点，也许就是他替我们考虑的。一个胡耀邦，一个赵紫阳，现在忙于党内问题，忙于经济问题。至于军内的事，历来都有论资排辈的习惯，由小平同志掌握，他一句话就行了，我们要说五句话；我们五句话也灵，不是不灵，但他只要一句。又不需要花他太大的时间和精力，也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目前国内的政局，具体的事情，几位老人家已经不管了，具体事情都是我们书记处和国务院做。
陆：是的，我知道，你们为了保护他们的健康，连见客都让他们少见。我们了解这个情况。
胡：我们两个人（指他和赵紫阳）事情比较多，也的确比较忙。而老实说，现在军队的事情并不很多，又不打仗，边境上有点事，也不十分严重，不管是南是北，都比较平静。但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兼任了。既好办事，又不花很大的精力，又使我们这些人可以忙于当务之急。
陆：噢，噢，把你们手上的事情都清理好了，再来考虑第二步的事。

为什么不强调军委工作的重要性、建设现代化军队的艰巨性、邓为军委主席的无可替代性、邓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的无比崇高性，却扯什么军队的“论资排辈”、军事工作不需要花很大时间和精力、“也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笑话！你以为邓某人就是如此无足轻重吗？你眼里还有“邓权”吗？尽管你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要求你说的不是事实而是最高权威的荣耀和你自身的卑微。耀邦啊耀邦，你在组织内摸爬滚打数十年，怎么连这么点灵性也没学到？你这么“贬低”军委，套用叶群那句“把林彪往哪放”，你把老爷子往哪放？对最高权力的轻忽，对这一权力的放肆议论，比你对自由化、对学潮的宽容态度要严重得多啊！你有准备、有能力迎接这一后果吗？

专制，或独裁，说到底就是只准最高权力发出声音，不许异议。高层人士皆熟谙此道。 1957年刘伯承掌军事学院，部下建议他写书，刘说：唉！你们年轻人不懂事啊！有毛着在，你还想再写什么？（杨菁、张作光：《往事》）这些话蕴含丰富的党内生活经验。胡耀邦似乎没有这样的体会。1982年前他曾构思“联美反苏”战略，为此“作过两次系统发言，外交讲了十条，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等。”（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这样的战略思想只应出自最高权力，胡竟然僭越底线，乃至赵紫阳惊讶地找他，说太大胆了，敢印出来。这一劝告未能使胡警觉，他又在接见东德昂纳克时请他带口信到苏联。果然引发上边震怒，传下一句相当严厉的话：你要树立自己的形像。（同上）毫无疑问，在专制体制下，任何被认为“独树一帜”的意图和行为都会遭到毁灭性打击。他被罢黜就是毁灭性打击的结局。

胡耀邦为人耿直，不慕权势，对人坦荡，无所顾忌，是一位胸无城府，不知设防的人。老实说，这样的优点并不适合权力场上游弋。权力博弈只承认力的大小，不考虑性的善恶，恐怕胡从未思及此点。因此，当他权位显赫、惹人注目时，由于其性格特点，或者陷入罗网而不自知，或者应当转圜而不回旋。这使他落入悲剧中。1981年批思想理论战线软弱，然后是反精神污染，接着是反自由化，都是针对胡主持的工作。邓托胡启立、乔石、赵紫阳分别捎话要胡注意。赵紫阳督促他“给小平要有个交待”，他同意了却去了新疆，以后赵又问他：“老爷子打过几次招呼，你不表态，怎么想的？”他未回答。（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里又涉及一项党的潜规：老爷子发话，必须回应，亲自登门，恭请上谕。这是专制礼法，即最高权威的礼制化，不容蔑视。胡恰恰无视于此，未去请罪。不要小看这一“失误”，它引致的后果是胡不曾想到的。此时，在意识形态方面，胡邓分歧已很明显：胡反对镇压思想，设法抵制“清污”，耿直地拒绝屈从。这就是邓感到胡“翅膀硬了”的内涵。邓要求“去天安门，有多少抓多少” ，胡主张疏导，反对镇压。这也是邓感到胡“翅膀硬了”的内涵。此时，邓已由不满而疏远胡，打招呼而无回应成为压倒骆驼的一根稻草，因而决定换马。

赵紫阳说：“1986年2月，耀邦到我家对我说，小平同他谈了话，十三大他要退出常委，退出顾问委员会主任（没讲退军委主席），由耀邦干。耀邦下一届不当总书记。小平说，我们俩这样一做，可以把一大批老同志带动退下来。”（同上）。胡傻呵呵欣然同意自己退，也赞成邓退。但，邓之“退”乃虚晃一枪，怎能当真呢？据说邓后来问过万里：为什么赞成让我下？万里说：也许是失言。邓说不是，是要取而代之。（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这虽是邓的妄断，却反映了在专制体制内，关于权力的警惕是时刻存在的。由此，总书记职权以到届为由的和平让渡立刻升级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强迫罢黜。这年12月30日邓同胡、赵、万里等谈话，指名批胡，并将讲话立即传达，发出废胡信号。中央七人小组奉命搜集对胡的意见。一场斗胡会议开始。中顾委的老人开头炮，“最激烈者说：‘要挤小平下台，有野心；要当军委主席；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总后台’”。（同上）1987年1月政治局生活会上，攻胡者慷慨激昂，邓力群发言长达五六小时。胡在所谓 “生活会”上作《我的检讨》和《我的表态》。“检讨中自己大包大揽、上纲上线。”但他对所揭发的，很多并不认同，认为是一种羞辱。他说：“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所以，离开会场即失声痛哭。（同上）胡尝到来自四面八方、无从躲闪的“杀威棒”的厉害。他是否由此领悟到在专制架构内，敢于挑战最高权力威严、无视专制体系严格规则必然遭遇严厉惩罚？没有材料向我们展示这方面情况。只知道他的“大包大揽、上纲上线”的检讨、表态，使他获得保留政治局常委称号，他的孩子可以步入权力上层。这同赵紫阳与最高权力决裂后不检讨、敢申辩的结局恰成对照。从权力链接的秩序来说，也算是赏罚有度吧。

1988年6月邓办打电话约胡去邓寓小坐，胡以身体不适娩辞。同年中秋节前一次高层活动，胡仍准备推辞，后赵紫阳打电话相约才勉强赴会。邓招呼他坐在身边，亲切问候，还对赵紫阳说：“耀邦的身体我看你们几位中央的负责同志还是要拿它当大事抓一下。 ”赵连连点头。邓说：“你把身体养好，以后还可以为党工作多年呢，你的经验和有些思想还是宝贵的财富呢。”陈云说：“耀邦的长处就是党务工作，抓党建是一把好手。 ”1989年初，邓对赵紫阳、胡启立等说：“可以告诉耀邦，一句话，团结起来向前看。 ”（《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最后一次评价》）好熟悉的声音呵！“团结起来向前看”，这不是邓小平先生面对迫害数千万人的冤假错案所发出的声音么？揩干净手上的血，拄着粗壮的“杀威棒”，面带慈善笑容，说：团结起来向前看吧。够了！不把那些冤假错案的是非分清，谁敢同你、谁能同你、谁愿同你“团结起来向前看” 呢？

回顾胡耀邦的遭遇，我的最深切感受是：权力结构的极端化，它的不受任何制约的运转机制，以及对偏离这种运转机制的惩罚规则，已经僵化为巨大的社会堕性力量。这种极权结构，对外杜绝信息流入，对内实施严厉控制。耀邦先生的耿直与无邪触动其内部规则，以致在“杀威棒”下失声痛哭。这哭声会长留人间，它是响彻大地的警钟，一声声召告世人：这就是极权对改革的残酷镇压！它时刻呼唤人们对专制的警惕！不过，先生的遭遇也使我感到欣慰：一位共产党的领袖居然保持一颗善良的心，使他为人坦荡，无所顾忌，虽然由此违犯教规，却留下一片真诚，令人回味和羡慕。20世纪共产主义海啸席卷大地，摧残世间良知，使道德沦丧，人心堕落。它的毁灭性是可怖的，却是有限的。共产党领袖怀有善良心地虽属“异数”，却是共产主义毁灭人间良知的力量有限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人间的善良毕竟是无法摧毁的力量。

原载《议报》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短网址: 版权所有，任何形式转载需本站授权许可。 严禁建立镜像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