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中共希望在法制的范畴内（至少也是名义下）来处理重大的公共事务，尽可能地淡化带有人治色彩的政策如“江八点”之属；
2．确立一个程序机制，不能贸然行事，启动一项法案的实施要经过程序性讨论；
3．中国（大陆）在今后5至15年，进入了双重高危区。
综合以上三种含义，不难看出：中共在台海问题上不想操之过急－－去年下半年人民网发表的未署名文章称“50年解决台湾问题”，应是一个提前量。为了切实钳制中国的动武冲动，美方着手构建了战略干预犄角之势。所谓美方形成犄角之势是指：
1．美日在西太平洋暨东北亚、东南亚的利益宣示已经十分明显；
2．美国的力量已经介入“上海五国”的中亚国家，特别是吉尔吉斯坦的马纳斯空军机地（距新疆只有400公里多一点，美战机可在一刻钟内进入新疆境内，见图 ）。
3．美军在阿富汗已经立足脚跟，并借阿富汗的战略要冲地位贯通中亚、中东地区、小亚细亚－－这也是美国急于解决伊朗问题的原因之一。
假设大陆贸然对台对武，不仅面临美日在西太洋的干预，而且还会引起西部的边事。到那时，要么孤注一掷两线作战，要么弃其一翼。一旦台海战事处于胶着状态，而新疆（并引发西藏）形成失控乃至丢失之状，是当权者所不愿看到的事实。
依据可掌握的信息资源来分析，《反分裂法》只是一种国家责任明确化的说帖，它当然地会顾及美国的利益，要么就不会几次派特使专门向美国作说明了。
中国今后5至15年，将迎来一个高危期。其中一项就是《宪法》危机，而这个危机中有两点核心：其一，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的真实性问题（此文不论）；其二，对台统一模式的“修宪”必然。
关于“修宪”必然，已现苗头。比方说，宪法序言关于统一的模式描述语焉不详，而第52条又称公民有维护统一的义务，那么一个公民提出“多党制统一”算不算违宪呢？－－简言之，真地落实了“坐下来，什么都可以谈”的政策（设使该原则已入《反分裂法》），那么国体、政体问题都必摆在桌面上。
不修宪不可能，而如何修就成了“危机”问题。
还有，无论官方力称“建立和谐社会”还是民间称“推动宪政民主”，中国社会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已经实质形成。民间力量从自由言说到门前政治，都表现出了强劲的挺势。而执政当局在“一定程度上的容忍”之外，要急办的是清理自家的门户（如反腐、依法行政等）－－尽可能地减少公众的抱怨。
如何应对未来的“多事之秋”，从根本上讲，不是政治品格（即或“左”或“右”的两类原教旨主义表述）问题，而是政治智慧问题。所以武力的规模不是可恃根本，须知美国的武力霸权的根本依托是国内政治（民主）基础好。纵观人类历史上有国际影响的大帝国败亡，没有一个不是由扩张欲望急切而国内政治基础不良－－这两个原因促动而致。
中美双方基本上都选择了一个可称为“15年战略机遇期”的竞争模式，所以外界“谣传”的“2020年解决台湾问题”之论，也非突穴来风。
在国际上，由经济体积膨胀，消耗资源严重依赖进口，必然与近邻经济体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其序列大概为：日本、印度、东南亚。而在今后15年，中国仍会依赖高消耗的增长道路，而没有机会走向“发展型增长”。与美国的资源争夺虽然达不到白热化，但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环保问题可能就成为一个新的利益冲突点。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