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权国家里，人治泛滥，要告倒权势并非易事。由于这些掌权的人上上下下的人际关系，就像蜘蛛网似的布满了整个官场，而原告者像一只小昆虫，一旦掉进蛛网，想挣扎求救也是枉然，往往从此走向不归之路，成了大大小小蜘蛛的美食。近期拜读了一本名叫《我告程维高》的纪实文学，作者是小人物，因检举庞然大物的省委书记的腐败，险些成为中共官场蜘蛛网的殉难者，读后令人不寒而栗！
小人物告省委书记的艰险历程
程维高应该说是继广西成克杰、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被判刑的另一个在位不低的官吏。这个被人们赋予“河北省第一‘包工长’”称号的程维高是如何毁尽了自己的仕途？他的劣迹对当今仍在位的高官们究竟有什么启迪？程维高轻判后被发配回老家常州，人们的反映又如何？我带着一系列的问号读了郭光允撰写的《我告程维高》（下称《我告》，该书的副标题为“一个公民与一个省委书记的战争”，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2004年一月版）。
作者郭光允系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委一普通干部，出身于草根阶层，出于良知，自一九八七年至二OO三年，与程维高及其走卒较量了十六年，其中他与老伴毅然走上了漫长的上访路，长达六年。
程维高江泽民非一般关系
最早，郭光允发现石家庄的建委主任李山林有严重的经济问题。他曾写信给新到任的程维高检举了李山林。由于李山林“贴”程维高很近，检举信便如石沉大海，从而发现程维高的问题。程维高是从南京市委书记被调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他在河北主政长达十年，尽管“四套领导班子中均有为数不少的人对他颇有微言，并多次将意见上达中央，但程仍能屹立冀中十年不倒，其政治能量可见一斑。”这个没有进一步明说的描述是出于记者们的手笔，事实上程维高在中央有非同小可的保护伞，是众人皆知的。他与江泽民有着非一般的关系，因此对他的轻判，人们也只能噤若寒蝉。但是，郭光允的艰险上访路倒是给人们另一启示，那就是中共官场之黑实在是令人胆颤心惊。鉴于篇幅所限，笔者不想将众人皆知的程维高的劣行描绘太多，只是试图将这场小百姓与大人物之间的战争和形同飞蛾投火的上访遭遇，来作一 个点评。
在中共的官场上能青云直上，除了有一定的业绩外，没有人际关系，想继续攀登更高的官位，简直是难上加难。程维高在五十年代初大专毕业，后来入了党，当上了一名极为普通的小小干事。他在五十年代未期成为抓工业扬州市委副书记的贴身秘书，于六十年代中期当上了扬州拖拉机厂的第一把手，与工人共同研制了“东风──12”拖拉机，成了他登上仕途的第一大步。这时的程维高只是一个“党的驯服工具”，这也是“文革”特定的历史环境造就的特定干部。在四十四岁的不惑之年，程维高得到重用，任常州市计委副主任。由于解决了“文革”遗留下来的居民住房紧张和城建混乱，于一九八三年被提升为常州市委书记。到了年底，被调到南京任市委书记。一九八七年，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一九九O年，程维高一跃成了河北省代省长、省长。程维高连升三级的仕途，在中共官场应属司空见惯，这是因为在中央有人撑腰的结果。
我在一些资料里找到了程维高为何爬得那么高，在东窗事发之后又得到轻判的蛛丝马迹。在另一篇文章里，一位记者这样报道程维高是如何得以飞黄腾达的往事。“从一九八二年起，三年之内，从党的总书记到国务院副总理，先后有十多位中央领导视察常州的居民小区。如此多的高层领导在短时间内视察一个地级市，实属罕见。程维高一鸣惊人。”由于“实属罕见”，在中央的大保护伞下，程维高获得轻判也就见怪不倥了。
在南京市当市委书记时，程维高只负责党务，与市政无关。可是当他坐上河北省的第一把交椅时，他的真面目渐渐暴露无遗。新官上任伊始，他向河北省的主要官员约法三章，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对于那些不顾大局、不管老百姓的冷暖，一门心思拉山头、搞派性，任人为亲，搞裙带关系，你争我夺、明争暗斗的干部，要坚决调离！”这段表白，连程维高自己都没想到，会成为自己腐败、堕落的写照。程维高成了“独断独行”的“河北省第一包工长”，并渐渐走入犯罪的深渊。他的口是心非掩盖了他的罪恶行为。他反对“裙带关系”，事实上他与老婆、孩子构成了极为庞大的犯罪网。郭光允从程维高重用、纵容李山林觉察到这些犯罪团伙，并决定写出检举程维高的匿名信。
得罪了官场小人
郭光允在《我告》”书中，描述了他与石家庄市原市建委主任李山林“恶斗”而成为与程维高之间的“战争”的序幕。在《我告》第一章的“小人不可得罪”中的“小人”，指的正是李山林。
由于李山林负责城建开发，因此，从招标、承包工程，在整个建委都是李山林一个人说了算。李山林的胆子大到“利用手中的减免大权，满世界撒胡椒粉。张三给他几瓶酒，他大笔一挥，免几十万，李四给他几条烟，批好，免几百万……几年后李山林私欲恶性膨胀大肆收贿，查实一百多万，入狱十五年。”
李山林同时也是中共官场上极为典型的两面派人物。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中共官场上假面具的恶劣行径。郭光允对李山林这个小人之所以得以青云直上有不少“不解之处”，他只能以“怪现状”来解释中共官场的“连升三级”事实上，在中共的官场，李山林只是已成为落水狗的典型，那些现仍在位的污吏则隐蔽起来而已。后来李山林背靠程维高更加大胆，因此，当郭光允将李山林的问题捅到省委书记程维高时，对他的迫害便接踵而来。
程维高：谁反对我，我就整谁
起初，郭光允对程维高存有幻想，亲自给他写了一封劝诫不要重用李山林的信，并检举李山林的严重经济问题。由于问题越来越严重，郭光允“经过前后后的反反覆覆考虑”，决定以 “匿名信” 的形式发到省委的各机构。
原河北省建委主任靳庆和曾多次提醒程维高关于南京二建在石家庄的违法乱纪行为，向中央反映，后来靳庆和也挨了整。程维高在石家庄的强大关系网包括了原国税局局长、程维高秘书李真、李山林、石家庄市市长张二辰、原省驻京办事处主任王福友、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杨益铭，都是程维高一手提拔的贪官族群。这些贪官一一落马，成了中共官场的一 大丑闻。
郭光允的匿名信给他带来了极为沉重的代价。程维高在一次省委会议上公开声言：“谁要反对我，我就整谁，谁要想扰乱河北，谁要想破坏河北安定团结大好局面，是断然没有好下场的。”在省委收到郭光允的“匿名信”之前，也收到题为《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的另一匿名信。事实上这封匿名信并非出自郭光允的手笔，但程维高却认为这两封“匿名信”的作者就是郭光允，为此利用手中的大权，向手无寸铁的小人物下手。
寄检举匿名信后厄运降临
在《我告》的第二部分，作者极为详尽地描述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一个公民与一 个省委书记的战争”。郭光允的“匿名信”成了这场战争的“序幕”，他是这样描绘当时的内心活动的：“尽管有豁出去的心理，但是我没有想过要扳倒程维高，力量太悬殊了……程维高握有大权，握有重权，我这种小人物，在权力层面上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事实也是如此，他的“匿名信”一发出，也是他厄运的开始。
“信是寄给中纪委等部门的，然而我还是决定寄一封给省里的有关部门……那天是个大晴天，寄完信我站在路边摩擦着手，脸上带着笑意”，这时的郭光允感到异常的轻松。然而郭光允虽然身处“大晴天”，却没有见到背后的乌云已滚滚而来，暴风骤雨式的迫害就要来临。一开始，省纪委的高主任以及挨过程维高整的省建委主任靳庆和，到郭光允家里表示对他的“匿名信”内容表示赞同，但背地里却为程维高整郭光允备足了“炮弹”。这种中共官场小人的背反现象在郭光允的《我告》一书中，描述得淋漓尽至。这些小人以“落实政策”为名，把郭光允骗到建委，实际上是秘密禁锢在看守所。
在看守所，郭光允受尽了种种折磨，他以“投寄匿名信，诽谤省主要领导”的罪名，被判劳改两年。奇怪的是，郭光允的老伴两年后才看到判决书。中共的所谓“法治”只是徒有虚名而已。老伴为此多方奔走，终于在中纪委的干预下，他获得了自由，然而程维高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为此他开始走上漫长的上访路。一九九九年，中央巡视组来到河北省，组长是已届七十六高龄的阴法唐。阴法唐曾任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二炮副政委。程维高“恶人先告状”，而阴法唐则从原省纪委书记刘善祥得知郭光允的冤案。经过反覆的覆查，阴法唐发出指示．“郭光允可以撤销诽谤罪。”至于程维高的问题与省纪委无关，他的问题属中纪委。这一下，天下大白了。
无悔意就无法阻止悲剧重演
作者郭光允在《我告》第十五章“宽恕自己”描绘了一这些紧跟程维高、助纣为虐的小人的丑恶嘴脸及其可悲的下场，读后令人大快人心。在程维高指挥下，作者认为：“执行程维高、李山林的旨意、贯彻程维高意图的活动中……介入人员之多，矛盾纠葛之复杂，要我完全忘掉过去，泯灭那些恩和仇、伤和痛，我是做不到的。”郭光允在程维高垮台之后，看到了跟他关系很深的一些人灰溜溜的样子。他回忆了“好朋友”落井下石的一桩往事：一位定额站站长，曾经是好朋友，在郭光允挨整时，跟他要账本以示自己清白，这位好朋友不仅表示与他已“划清界线”，而且还趁人之危不拿出账本，使郭光允“罪加一等”。郭光允被平反之后，那位站长托人带话表示忏悔，并邀请吃饭赔罪。郭光允对这个人情冷暖的态度是：“我不承这个情，我不吃他的饭！”
郭光允的遭遇使我沉思，同时也回忆起“文革”的往事：北京师大女附中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名校，当时有一位副校长被邓小平、宋任穷的女儿斗死。按理，她们是间接的“杀人凶手”，然而今天她们这些人，有的身居高位，有的渡洋镀金，享尽荣华富贵。这些当年的“杀人凶手”在今天从来没有表现出半点忏悔。联系郭光允的遭遇与“文革”期间“杀人凶手”毫无悔立息的表现，我油然产生莫名的恐惧感，无悔意就意味着无法阻止悲剧再发生！
(摘自争鸣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