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珠江三角洲的广东有个清远市斜塘村是一个遍远的小村，但是村里的很多农民因为水污染，很多人得癌症，死亡率特别高，得癌症的比例也很高。后来查出来原因是因为饮用水的污染，水里面含硝酸、重金属特别多，所以很多人患了癌症和一些不治之症。现在广东出现一些水、河因为水质太差，也不能喝，也缺水，杨欣您觉得这是不是中国南方应该普遍重视的问题呢？
杨欣：这在中国南方、北方都是比较普遍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比如说以广州为中心，或以深圳为中心，在周边有很多小的工厂，这种工厂的外来加工和一些初加工产品的污染是相当严峻的，而且这些工厂都是设在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带，这样他的成本较城市里低得多，这种污染很难得到有效的控制。不仅仅是那些小地方，就连深圳也是，去过深圳的人都知道流过深圳的河都是臭水，更何况边缘那些农村的那些惨况。那么他治理水污染的能力就更加有限了，这样的经济发展肯定对当地的水源污染相当严峻的，再加上水处理的设施也比较差，很多农村根本没有水的处理设施。以前都是靠井水或者地表水，现在地表水和很多浅水井都被污染，自然而然对当地农民的饮水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记者：崔克清先生，我们知道江苏也是中国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您觉得乡镇企业虽然对乡镇搞活经济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在这同时，它对环境的污染是不是应该加以整顿？或者有些污染严重的厂就应该停办呢？
崔克清：是这样的，全国的水系污染最严重的是淮河流域，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实际上也污染得非常严重。这些水系的两岸，包括我们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么一个大范围之内，经济比较发达，但是经济的发达实际上有一块是牺牲了环境资源，有很多小的化工，小化工里面的类型有很多，像染料、入碱，还有农药等产品都相继发展起来。这些工厂的副价值比较高，有一些甚至在国外是不生产的，转移到我们国内来了，所以就把环境破坏了，虽然是经济发展了，但是环境破坏了，就是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记者：杨欣，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发展农民得到的利益不是特别多，但是受到的损害好像是最重的。在国外一个社区要发展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工厂、一个项目都要征求当地老百姓的同意，他们反覆论证。您觉得在中国，特别是一些边缘落后的地区开发新的企业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让农民了解这个企业对自己的环境、对河水会造成什么影响，是不是在这方面应该多做一些呢？
杨欣：这个肯定应该多做，但是中国的农民对他的土地很少有发语权，特别前几年在提倡GDP经济成长的时候，各地都是想尽办法招商引资，而那些偏远的地方招来的那些商恰恰都是其他地方所淘汰的工业。就包括刚才教授讲的什么小化工、什么初级加工等等，招来以后对当地水源污染应该是相当严重，不仅仅对土地造成污染，对农民自身的生存也造成很大的一种污染。做为政府应该对这方面加强管理，特别是对那些招商引资的项目应该要有一定的控制，特别是那些高污染的项目，以前是把国外不生产的那些设备引进到中国国内，但是随着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这些东西又开始往内地转移，像四川、青海这些以前污染相对少的地方也在进行加速的污染。
记者：怎么样把这些污染环境的有害企业限制在水源比较好的地方再去发展？
崔克清：现在就是这样，他往往是把经济利益或者眼前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其他的，尤其是生存条件的这部份，长远的这部份，无形的，或者是长久以后才能起作用的这部份利益放在后面，所以他就看不到他的危害性，多少年之后才能感觉到，到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报导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