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教皇为推翻共产极权做出了两大贡献。80 年代的我住在波兰，当时听说如果我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只消到华沙的教堂里去取一份该市的地下周报便晓。如果我想参观个展览或看个演出-- 这些都是与教士们无关的但却被政府禁止的活动，我只消去教堂地下室即可。
波兰教会的“非传统思维”并不完全是宗教现象，例如马克思在东欧传播的“打破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 ”当教皇来到波兰时，他不但谈到了宗教， 而且也谈到了历史。一次我亲耳聆听了教皇在纪念一位十三世纪修女时的长篇讲话，他有意识地提到：“对'根' 的忠诚，并不意味着机械地复制过去。”又一次在他的一篇波兰文的讲演中提到：“对'根'的忠诚永远是创造性的，它期待着进入更深的层次，以迎接更新的挑战。”
由于教皇超人的能力，他能把人们感召上街并凝聚起来。正如夏燃斯基等写道，当共产政权能够粉碎人民、隔离人民、并且让人民感到害怕时，那它们就获得了最大的成功。然而当教皇于1979 年访问波兰时，他并不是象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所预期的，只有几个老太婆迎接他，而是几百万的男女老少。我的丈夫当时只有16 岁，他记得他当时爬上了一棵机场外的大树，看见在那无边的人群里作弥撒的教皇，“无论朝哪个方向望去，三公里外都是人山人海”。 政权、领导、警察渺小得无法捕捉，“我们有那么多人，而他们则少得可怜”，教皇不断地重覆道：“别怕，别怕。”
并非巧合，一年后的教皇再鼓勇气组织了团结工会，使其成为第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也非巧合，“人文社团”在其它的共产国家中开始组织起来-- 因为既然能在波兰组织，那也就可以在匈牙利或东德组织，所以当教皇在1979 年与戈巴晓夫交涉时，他毫无必要搞秘谈，因为他早已把他最重要的话向公众说明了。
Washington Post 4/6/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