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处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各种思潮涌动，各种政治势力都力争在这动荡的年代扩充地盘，争夺青少年。家庭富有，在陈氏宗族中居极高辈份，有文化，出生印尼有海外关系的父亲自然成了中共争夺的对象。受到中共华丽口号的蛊惑，父亲被骗参加了中共组织，并在家乡福建海澄、安溪等地开展农民运动，鼓动农民成立以暴力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农会。1927年中共四处搞混乱，伺机夺取政权，夺取军权导至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国民党开展了清党活动，肃清隐藏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在全国范围抓捕中共党员。名声显赫的父亲在海澄县被捕入狱，幸亏祖父当时是印尼雅加达的富商，经雅加达华侨商会出面斡旋，父亲被保释出狱，重新回到其出生地─印尼，从此脱离了中共组织。按中共当时的组织纪律，中共党员一旦被捕入狱，便以自动脱党论处，断绝一切联系，若能出狱，须申请恢复党籍，经甄别才能恢复。
回到印尼，我父亲投身于海外华人的文教事业，于1928年接手濒于倒闭的华人私立学校─印尼雅加达新华学校，任第五任校长，改变学校性质成公益学校。经父亲四处募捐和全体教师同甘苦，共渡难关，终于使该校起死回生，成为雅加达最著名的侨校之一，在办校的同时父亲和友人一起再创辉煌，创办了新加坡南侨日报和印尼雅加达生活报成为新加坡和印尼的名报。作为炎黄子孙我父亲在印尼传播中华民族悠久文化，这对促进社会的和谐，提倡人心向善起到好的作用，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重。除此之外，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一批从中国逃难到印尼的文人，如陈嘉庚先生，胡愈之先生等名人。
没有党籍关系的父亲经常以党外人士的身份为中共效力，成为党外的布尔甚维克。西安事变后，中共得到喘息的机会，为了夺权，重获生机，为了稳固扩大地盘和军队，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利用海外华人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亲人的思念到海外筹集资金。受谎言欺骗，我父亲和一些爱国志士除了身体力行，还以自己的声望劝人捐款献金，虽是无意却起到了给邪灵输血造血的作用。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派出第一任驻尼大使王仁叔（笔名巴人）竟是我父亲的同学和好友，巴人以隆重的礼仪接待了我父亲，从此我父亲成为历届大使、总领事及驻其它城市领事的座上客，义务为使领馆宣传中共的欺世谎言服务。有一点始料不及的是副部级的巴人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农村，音讯皆无从此失去联系，据说巴人最终死于农村。另一位和父亲常有来往的文人费振东先生（原北京市第一任华侨补习学校校长）也被中共定为右派。费振东先生是日后名字经常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民主人士费孝通的堂兄，也可能是美国费正清先生的堂兄。
历史及无数的事实证明了中共政府只要和某一国家建交便会给该国的华人社会带来灾难，混乱道德标准和是非标准。以印尼为例，中印建交加速了中共向印尼的革命输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此不谈中共如何扶植和支持印共，印共如何效仿把支部建在连队，试图夺权。政变未遂导致全军覆没，泱及全印尼华人跟着受苦受难这一世人共知的史实。对此中共一再缄口，不敢涉及。我仅讲述记忆中存在的中共对印尼华人社会的直接冲击，建交后具有反人性的中共在华人社区撒播仇恨的种子，人为制造斗争，制造分裂，把原本和谐的华人社会欣起滔天大浪，让人们站队分成左派、右派，深深毒害着每个人，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和每个家庭。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共居于幕后策划和导演了类似文化大革命的夺权运动，被煽动起来的华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向华侨社会的上层建筑领域进军，夺取了华侨总会、商会、同乡会、学校、报社的领导权。从首都到省会，从省会到地方城市，只要有华人生活的城镇无所不及，数以百万计、千万计印尼华人被卷进了这人为制造的政治漩涡。人们的心灵被扭曲，昔日的好友路上相逢只因政见相异各自侧过脸擦肩而过，更可怜的是在右派学校就读的学生，只因他们人数居于少数见到左派学校的学生只好低头绕道而行。不和右派商人做生意，不和右派人士的子女谈婚论嫁……总之，革命教育代替了传统的道德教育，假如违背了这些不成文的规则，（实质上中共使领馆所设置的规则）上至中共驻印尼的官员下至普通市民会视此人为异类另眼相待。我的姨父谢中道先生（曾任新华学校第七任校长）因结交了几位亲国民党的朋友，便被左派人士另眼相看成为立场问题，其儿子谢元光回到大陆唸书、工作也受谢中道先生过去的政治立场的影响。
中共对外关系的说词延用了对付蒋介石的手法，一再宣称不搞革命输出，不干涉他国内政；另一方面却不断地支持有外交关系所在国的共产党。“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是中共的信条，“凡是反动东西你不打它就不会倒”实行暴力夺权是实现世界大同的手段，中共兜售的暴力革命论最终引起东南亚各国政府的惊觉，纷纷以其道反治之，在这过程中当地华人便成为中共革命输出实验田的牺牲品。
中共政治和印尼建交之后不失时机地拉拢侨领。1952年9月中国驻印使馆组织了第一届印尼华侨回国观光团，也是中共夺取政权后第一个海外华人回国观光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何香凝、廖承志等人高规格接见他们。全体观光团成员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和国宴，我父亲是该届观光团的成员。经过中共洗脑的每位侨领背后联系着众多的群体，中共的谎言蒙骗了一届又一届的回国观光团，蒙骗了一个又一个国家的侨领，从而引发了成千上万的华侨青年盲目离开自己的出生地，离开父母，离开兄弟姐妹和亲友回到大陆，被骗上岸入境的多为东南亚及周边国家的华侨约有数十万至近百万之众。他们被禁锢，从此回不了原出生地，烙有海外关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归侨被中共邪灵玩弄于股掌之中沦落为二等公民：不准参军，不准报考军事院校，不准报考二机部至七机部所属院校（如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理工学院），不准报考普通高校的保密系（如清华的无线电系，原子能系），不准到保密、机要部门工作等等。诸多的歧视决定了归侨的就读学校和工作出路为师范学院校、技校。1958年成立的北京工业大学， 1961年成立的泉州华侨大学，暨南大学，少部份幸运者可到文理院校，农医院校，如北京的八大学院。除了上学唸书之外还有部份回国的华侨被分到福建、两广、云南、海南岛的华侨农场开垦荒地务农落户。中共的户口政策不允许人民自由流动造成众多的归侨夫妻两地生活，子女无法在同一城市照顾父母，兄弟姐妹不能团聚。使领馆在国外的宣传、许诺全是一派胡言，德高众望，具有影响力的父亲深受中共的欺骗，自身被骗（1964年回北京定居）误导妻儿（我于1958年回国唸书），也误导了众多华侨飞蛾投火奔赴被中共邪灵统治的大陆，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掀起反人性、反人类的恶浪，各地武斗盛行，各种批斗如火如荼，失去了人性，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海外华侨被这血醒的政治运动吓呆了，回国的浪潮得以遏阻。
如果说文革前中共对归侨的迫害是属于无形，属于隐蔽性，那么文革期间对归侨的迫害则是突显性，邪灵直接祸于归侨。其罪名有：特嫌、里通外国、回国别有用心、钻入革命队伍、资产阶级异已分子、资产阶级狗崽子等，各种罪名任意罗列随时挂牌，批斗游街。我父亲的好友和同学，身居部长级高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新加坡归侨庄希泉；中侨委副主任、新加坡归侨庄明理；人大常委、民盟主席胡愈之；毛泽东的同学、同乡、毛泽东介绍入党的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也是北京华侨补校校长印尼归侨张国基；中侨委教育司司长，新加坡归侨卢心远等人也不能幸免于难。据说第一任驻印尼大使、“大右派”巴人，“大右派”费振东文革期间被折磨至死。
我父亲文革前回国定居北京南池子飞龙桥，房东苏百万夫妇，年近80岁，为人和善，与世无争。1949年前在北京东安市场拥有数间商店，工商改造时被剥夺财产定为资本家。文革初期被抄家，夫妻二人被挂牌批斗，剃阴阳头，其女儿住在同院受牵连一同被批斗，最后该四合院被没收，苏百万及其女儿两家人被扫地出门，年迈的苏老先生丧失了生存能力，在农村无依无靠继续受批判没几天便被折磨死去。看到凶神恶煞般的红卫兵日夜进出苏家大院，除了批斗还拉走一车又一车的古董文物字画，抢走苏老先生晚年赖以活命的两万元人民币现钞，从没经历过中共杀人如麻的政治运动，无自卫能力的父亲被吓坏了，不知什么时候派出所会向小将们提供资料来批斗他，整天处于极度的恐慌状态。
当时我在长春吉林大学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在北大荒军垦农场劳动改造。经历人间酸甜苦辣，桃李满印尼，威可摆平华人社区是非事，德可服众恩泽乡邻，曾为中共效力卖命的父亲，如果说在踏上国土来到北京的那一刻已萌发悔意，悔不该当初让我们回国，抛弃国外安逸的生活，断了全家出国求生后退之路，那么文化大革命这空前浩劫则使他对中共彻底绝望。同学，朋友及曾被他掩护过的高干处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一旦有什么变故年迈且无任何政治经验的他们只能任人宰割，同时还时刻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后悔、无奈、恐惧交织在一起，心情忧闷，父亲终于在1968年12年31日脑溢血突发，从此再也睁不开眼，说不出话，没留下任何遗言。即使有遗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何用，又如何得以实现？无声胜似有声。当我从北大荒军垦农场赶到医院，来到病床，低声地呼唤着他，父亲的眼皮动了动却无力睁开，只见泪水从他眼角流了出来，这是他这一辈子最痛苦的时刻。我是独生子，父亲把毕生的爱都倾注在我身上，对我寄托着厚望，可在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连看我最后一眼的机会都没有。父亲走了，带着对共产党的迷惑和不解走了，带着悔恨走了，没有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仪式，一个曾在华人社会叱诧风云的父亲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待续)
1949年椰加达新华幼儿园毕业班合影。第2排左起第2为作者陈涤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