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一再强调，这场示威活动是民间的，是自发的，和官方毫无关系。这自然是弥天大谎，欲盖弥彰，不值一驳。不过也有人说，这次反日风潮虽然是官方操控，但是也确实体现了民意，因为在中国民间确实有不少人抱有强烈的反日情绪。对于这种说法，我以为值得深入分析。
首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之事发生在六十多年前，当今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众对此并无切身经历。今天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们只有遭受共产党专制剥夺压迫的切身经历。中共执政的五十多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无论在深度上、广度上、还是在烈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以往。某些人对贴近的历史不感兴趣，对遥远的历史念念不忘，对切肤之痛的事情缺少愤慨，对那些缺少切肤之痛的事情反倒充满激情。这样的激情和记忆难道是正常的吗？
其次，关于教科书问题。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并非由官方统一口径，规定一套惟一的版本；而是由民间编写，官方审定。这次报批的中学近代史教科书有八个版本，大多数是左翼编写，引起中国方面抗议的只是一个由右翼编写的版本，而采用这本右翼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的学校在全日本还不到1％。这就是说，所谓教科书问题并不像很多中国人想像得那么严重。说到篡改历史，说到拒绝认错，当今世界，谁比得上中共呢？
第三，日本有没有资格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人们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不过有一点总是明显的：毕竟，今天的日本是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在尊重人权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倘若我们根据联合国的原则与章程来衡量，日本政府无论如何要比中国政府好多了。别的国家可以反对日本入常，中国政府却没有资格反对。身为中国人，如果你对靠暴力强加于我们头上的中共政权占据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从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却对日本入常拚命反对，这不是双重标准吗？
也许，很多参加反日风潮的人对上面的道理都是心中有数的。他们的所做所为正像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说的那样：“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这就是柿子专拣软的捏：即在一个最安全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遏、仗义执言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庭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巧、出神入化；这种掌握已经进入潜意识层面。”这种激情表演有多大自发性，天知道！
当然，还有一种人，由于党的多年“教育”，不仅是思想观点，就连情绪感情也已经变得和党中央永远保持一致。党不让他们生气的时候他们就果然心平气和；党让他们生气的时候他们就果然义愤填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也并不复杂。人的感情的萌生是自发的，自然的，但是它的发展和表达却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那么自发不那么自然。在中国古典小说里常常写到，某杀人屠夫恶名昭著，半夜里小孩子哭闹，大人一说某某某来了，小孩子就吓得不敢哭了。问题是，当你压下一种情感时，那种情感并不一定会深化，会增长，有时它倒会淡化，会萎缩，甚至可能会消失。反过来，如果你知道一种情感的表达是被许可的，甚至是受到鼓励的，你的情感就会越来越强烈，你就会产生强烈的表达愿望，而且往往还会越表达越来劲，越发的“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些对日本政府的过错忍无可忍，但对中国政府更严重的过错却能无动于衷，淡然处之的人们，他们的感情或许是真诚的（？），但这种真诚的感情决不是真正自发的和自然的，而只能是被强权长期威逼利诱的可悲变态。
最后，参加反日风潮的还有一种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淤积了太多的愤懑，平时苦于没有发泄的渠道，于是就加入到抗议队伍之中一泄心头之恨。这倒是真正的民意。问题是我们要正确地读出它隐藏的意义。
原载《北京之春》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