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讲一些自己的经历，然后讲讲我又是如何转变的。
我从小就是听话的好学生。老师说什么我信什么，老师叫我入队我就入队，叫我入团我就入团。入团的时候十二岁，我没写申请书，还应该是少先队的年龄就让老师给入了。我没什么政治头脑，对政治不感兴趣，入团和没入团一样，反正什么活动都参加。
89年“六四”时，我上初中三年级，我发现我看到的世界和我爸爸看到的不一样。我爸爸说这些爱国青年都在救中国，我觉得那些人都是汉奸。在我眼里，他们跑去跟政府作对，跑到人大台阶上下跪举着请愿书，这不是跟党对着干吗？这跟我在学校学的不一样。我和我父亲就针锋相对，干了很多天。
后来“六四”被镇压了。父亲说，如果那些学运领袖逃到这儿来，他一定会把他们藏起来，绝对不会让他们有危险。我说你敢藏我就敢揭发。我觉得这些人该杀，他们在北京-中国的心脏制造暴乱，都是暴民，为什么不该杀。这是当时十四岁的我对“六四”的认识。我想这种认识在当时像我这样幼稚的人群中绝对不是少数，而是占绝大多数。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暴民，他们制造暴乱就应该杀，把他们都杀光才好。
我1999年到美国来留学。这里有各种自由的资讯和报纸，我就开始逐渐接触到一点真相，那时才对“六四”的全貌有了一个认识，是怎么开始，发展，结束的。我看到中共用铁血的手腕来制造一种恐惧，让在中国大陆的人甚至拒绝去了解真相，就像当时的我一样。我没有想去寻求真相的动力，我认为他给我看的东西就是真实的，这是我到美国后了解到的八九的事情。慢慢我开始接触越来越多自由的消息，真正独立的消息，我对中共的事慢慢有所了解。我刚到美国时，用网络上的话说，还是个“愤怒青年”，听到煽动性的话会非常不理性。我开始冷静，用我的理智和自己的眼睛来看待这些事情，我发现事情就起了很大变化。
刚到美国，恰逢中国大使馆在中国城举办 “中共国庆”游行，据说是中领馆十几年来首次在芝加哥中国城举行游行。我一听也要去参加游行，中领馆又提供食又提供水还发T恤衫，然后就去了。去之后我被分派去拉中共国旗，和其他五个同学一起拉着一面五星红旗。结果新华社记者给我们拍照片。在照片中，我站在照片正中间，拉着旗一角，表情欣欣然的样子。第二天照片就传回中国，发在人民日报上，全国各处转载。很多地方的同学发电子邮件给我说在报上看到我了。我当时还非常高兴。
大概过了两个月，我看到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关于陈子秀，一个整版的篇幅。我对里面有些话记得仍然很清楚。说实话，开始我不相信这个报导，因为其中的警察跟我了解到的警察不一样。中共常说人民警察爱人民，怎么可能是这样呢？我第一反应是不相信的。
后来类似报导越来越多，我才意识到，我们的冷漠和我们被扭曲的人性很有关系。举个例子，我的家乡社会治安不好。警察抓到小偷不会送到法院去起诉，而是直接痛打一顿。然后就把小偷放了。看了那些文章后，我回过去又想，警察打伤人或者打死人在我家乡何止是一次两次的发生？我听说有一次有个人偷了辆自行车后被抓起来关在一个小黑屋里，很多警察轮流欧打他，直到他双臂双腿都骨折。我们当时的反应是活该，坏人就应该这么打，否则他以后还不老实。
我终于明白我们这种被扭曲的人性和思维方式就是从中共那里来的。这种对人性的扭曲，对个人独立思想的毒害，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我和台湾朋友聊天，他们说我们大陆的人都特别冲，特别能辩论，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的确如此，这是在大陆锻练出来的一种能力。你如果不这样就面临着被人驳倒，被人踩上一只脚，在文化大革命时就被人批斗的局面和下场。于是我们思想就慢慢开始进化，我们不能不这样，不能不为自己辩护，这样就造就了今天的我们。我想跟台湾朋友接触过的人都有这样的感想。他们都很温文尔雅，对人都很尊重，很有礼貌，而我们大陆来的人脑子很多都没有这根弦，没有这种概念。
我已经在网上申明过了，全家退出任何中共组织。不但我一个人，包括我全家，我全都代替他们退出，彻底与中共划清界限。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