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节明: 中共政权是满清政权的缩写式重复(之一) —强烈的外来政权性质


敏感而熟谙中国历史的人只要留意就不难发现:满清政权与中共政权诡异地相似:

一,两者都具有强烈的外来政权的性质。

满州人(现称满族人)是满清政权的居于支配(特权)地位的民族,也是满清国的主流民族(别的民族主要服从其特权乃至风俗),其实际上就是女真各部族,1636年皇太极下令改其名称为满洲。女真的前称是肃慎、魔赫,历史上曾建立肃慎国、渤海国,虽然在汉、唐、明等华夏王朝强盛的时候,这些东北的部族和所建国都向华夏政权表示臣服,但其民族的信仰、语言文化、风俗、生活方式始终没有归化中华文明,直至满清入关数十年之后,直至满清入关之前,华夏王朝也始终未能在东北确立成熟的、牢固的统治、汉人及归化中华的其他民族也始终没有成为东北的主流民族。努尔哈赤部族所在的建州女真,更是长期居于朝鲜半岛北部,因其不事生产,习性残虐,遭朝鲜人民群起攻之,实在混不下去,被迫于明中叶渡鸭绿江迁徙至辽东。从女真到满洲,其民族的信仰、文化、习俗、生活方式与中华民族迥异,华夏与当时满州的差别其实比中华、日本之间的差别远为巨大。满人信奉杀人祭祀的原始拜物教-萨满教;而中、日都信奉儒家思想;从民族文化要素的语言来看,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是复音节语言,满文是以表音为主的字母文字;而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汉语,属汉藏语系,是单音节语言,汉文是以表意为主的象形文字......因此,说满洲人“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帝国的少数民族实在是牵强附会的,在明末以及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女真各部族对中华民族来说,就是外来民族,就是异族。

可见,无论是努尔哈赤于1616年建立的后金政权,还是皇太极与1636年改建的满清政权,都是外来民族建立的政权,是外族政权。

满清政权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外来政权性质,更在于其对中华文化始终采取抗拒、破坏的做法,直至其蛮性衰尽,不由自主地被中华文化彻底同化。努尔哈赤建政后,对东北汉人实施种族灭绝,屠杀汉人两百多万人,几乎将东北汉人杀光;皇太极积极启用用汉奸降臣,但他只研习中华的谋略和帝王术,却严禁满洲人归化汉礼制,非但如此,他还强迫新征服地人民服从满洲礼制习俗,甚至连服装发饰,都要依照满洲式样:明降臣要积极学习满语,汉人不肯剃发、不肯换装者,都要处重刑。

满清入关之后,面对比自己民族人数远为众多的中华民族,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统治者不仅不思归化中华民族,反而采取人类史上空前野蛮残暴的专制手段,进一步强迫关内人民满洲化。清军南犯过程中,强迫当地人民剃发留辫,去汉服、换满装,否则以“叛逆”论处,即行屠戮,为了强迫关内人民满洲化,三、四十年当中不惜杀人数千万,有些地方(如江阴)被“满城杀尽”,有些地方(如嘉定和四川)遭反复屠杀。满州征服者妄图以这种专制到头发到衣服的空前恐怖措施,达到以落后的满洲同化先进的中华民族的目的。

在文化上,满清政权一度企图以满文化取代汉文化、以满语取代汉语。早在关外,满清即强迫汉族降臣学习满语,入关之后,满洲统治者即将满语定为“大清国”第一国语,在顺治年间,一度要求在清占领区全面推广满语,重点对象是未成年人,但由于满语的落后和“师资力量”的极度匮乏,而根本推行不下去。

由于深知自己在征服过程中犯下的种族灭绝的滔天罪行为历史舆论所不容,满清统治者做贼心虚,拼命毁、改史料,把自己的入关征服史乃至整部晚明史歪曲成一本糊涂帐。清帝以残杀、灭族的手法,对待直书满州发家史、屠杀征服史的戴名世等人。这些做法,对文化的保存、反思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自己是侵略者,是外族征服者,这些,满清统治者内心十分清楚(始终比广大汉人清楚),正因为此,满清政权就要忌讳、掩盖、扭曲、贬低一切华夏政权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就要忌讳、掩盖、扭曲、贬低蒙恬、李广、岳飞、文天祥等人事;就要摧残中华文化,编撰《四库全书》,抽、删、改、毁包括孔孟的某些言论在内的一切存有华夏民族精神、缺乏奴性的古书;在一切文章中严禁“胡”、“狄”、“夷”、“虏”、“戎”和“中华”、“中国”等字眼......此种种做法,就是要蒙骗愚弄广大被征服的老百姓,挖空心思掩盖其外来征服者殖民统治的不合法性。

因为带有强烈的外族征服者的优越感,所以有清一代,满族统治者对满汉通婚严加限制,严禁满族女子外嫁汉人,贵族尤其如此,汉族女子不得进宫。除东北以外,统治者也不真正把中国大地当作自己的故土,把广大汉人当作同胞,乾隆帝纵容荷兰人屠杀华侨;清末统治者的名言“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慈禧的名言“量中华之物力,接与国之欢心”,好象中国是他们暂时抢到手里捞取好处的工具似的。

有糊涂混帐或不明就里之人以“赵武灵王胡胡骑射”的史迹来混淆满清的剃发易服的反人类罪行;以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和唐王朝来论证满清王朝的正统性。其实,“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与满清的“剃发易服”是本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一,赵武灵王学习匈奴服装和骑射优点是自己主动学,并非被逼迫;二,赵武灵王的学习是技术上的学习,将“宽袍大袖”改短一些、窄一些,并非抛弃华夏服饰,照搬匈奴服饰,更非要放弃华夏的文化和体制,采用匈奴的那一套。而入主中原之初,北魏统治者采取的主动、全面的归化中华文化的做法,与满清统治者犹如天壤之别:北魏孝文帝以下,积极推行汉化政策,鲜卑贵族改汉名、用汉语、穿汉服、留汉发和汉族通婚、建汉式宫廷、用汉人礼制,举国上下,魏晋风范,哪里还有外来政权的特征?北魏的鲜卑族,已完全归化与中华,故北魏王朝算是正统王朝。而唐王朝的统治者李渊家族,早在入主关中多年以前就已完全汉化,唐王朝与华夏中原王朝,又有何二致?

综上所述,明眼人可以看出,满清政权完完全全是一个外来征服政权。与之神似的事,中共政权同样强烈地具有外来征服政权的性质。中共政权虽然由中国人建立,但是这个红色邪教流氓政权的建立,从始至终离不开苏联“老大哥”(其实是老子)的一手扶持,直接组建这个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更是由以苏共为首的“第三国际”一手制造;在生存组织运作夺权方面,中共也是完全采用俄共、苏共式的邪教黑帮流氓方式。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几乎完全按照苏联模式建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完全是被中共政权牢牢掌控的伪共和国,是与中国人民民意根本无关的共产党机器;而中共政权就是中国共产党夺权后全面恶性膨胀的形式。和各国共产党一样,中共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一个外来的邪灵,它藉着一个颇有些歪才的德国犹太人的变态的头脑落户地球,其披着狂妄武断、纯属瞎掰的“历史规律”的迷人外衣,疯狂兜售无视人的生命属性、极端崇尚暴力、反对一切传统和现存文明的超级恐怖瘟疫毒药。因此,以马克思共产邪灵为灵魂的中国共产党,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在信仰、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中华民族格格不入的外来超级邪恶恐怖组织。

纵观中共的诞生史、暴发史:中共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由外来邪灵催生、饲养、扶持、资助、教唆,终至羽翼丰满,坐大为患的邪恶组织。

首先,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以列宁、斯大林为首的苏俄(苏联)红色帝国“东方路线”的产物:1919年~20年前后,列宁因为在德奥匈等中欧国家煽动共产暴动失败,被迫中止西进路线,转而称:“通往巴黎的道路要经过北京”,开始推行“东方路线”,图谋颠覆中华民国,变其为臣属于苏俄的“卫星国”。

1920年苏俄操纵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指使其代表维津斯基来到中国,积极拉拢教唆李大钊、陈独秀等盲目激进的知名知识分子(特别是李大钊),谋划成立中国共产党。

之后,在李、陈等知名品牌的积极撺掇下,各地狂热分子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国际又派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来到中国,召集了中共的“一大”,中国共产党由此成立。成立后的中共,活动经费和中共“职业革命家”津贴全部由共产国际支付;工作报告和组织、活动、发展计划全部由共产国际审批;中共的指挥权和控制权则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掌控。可见,中共完全是由苏俄以中国极端狂热的盲目激进分子、野心家为原材料,一手制造出来的邪恶产品;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听命于苏俄(苏联)老子的外来邪恶势力的附属组织。

自建党之日起,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中共实际上即认宗苏共,共产国际代表、苏俄(苏联)顾问掌握着中共的经济命脉,和一切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在这些外来“太上皇”的指使下,中共在整个二十年代,藉着一系列愈演愈烈的罪恶活动,在政治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

中共成立后不久,苏俄代表马林就替中共作出了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狡诈决策,并且挖空心思骗取了孙中山的同意,开启了“国共合作”的进程。苏俄老子的这一重大的措施,解决了中共在成立之初,引其影响力微小而难成气候的难题。借着国民党的资历和在中国的威望,中共邪灵组织在国民党的机体内迅速的疯涨起来。在苏俄老子的授意下,中共在国民党体内,对国民党疯行分化瓦解的“挖心措施”,图谋从内部掏空国民党,从而化国民党为共产党。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的直接指挥下,先后进行了“蒙蔽孙中山、拉拢廖仲凯、贬逐胡汉民、收买汪精卫、打倒蒋介石”的阴谋活动。中共派出的天才的枭雄黑道分子毛泽东一度篡夺了国民党的舆论权,超级骗子、冷血杀手周恩来则骗取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位。在苏俄的指挥下,中共先是反对国民党北伐,反对不成,则在北伐军北上后空虚的后方疯狂煽动农民暴动,对广大北伐军的家眷实行群体灭绝,企图通过在后院纵火的方式,变北伐战争为自己夺权的暴动,乱中夺权。

因罪恶图谋暴露而遭国民党清洗之后,中共又在苏联派来的新代表的指使下,在各地策动公开反对中华民国的暴乱,妄图建立颠覆中华民国的苏维埃政权:

苏联代表罗明拉兹亲赴南昌,伙同周恩来发动“南昌起义”,之后,在罗明拉兹和共产国际派来接替他的米特凯维奇的指令下,中共连续发动“广州起义”、“秋收起义”、“平江起义”、“湘南暴动”、“左右江暴动”等叛国暴乱,在全国掀起一股共产暴乱的汹涌逆流。苏联驻广州诸领事及工作人员均参加了广州暴乱,甚而至于,“苏俄驻中国广州的领事馆则是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巢穴。”

从“别有用心”地加入国民党到公开发动叛国暴乱、成立裂国害民的“中华苏维埃”,中共赖以逞凶的几乎所有经费都来自其苏联老子:在中共的“三大”上,陈独秀已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据前苏联已经解密的有关史料显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预算,仅仅是特别费一项,就已经有一百万圆。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 “六大”以后,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苏区”为止,仅苏俄给予中共的日常开支,每年均已达六十万圆以上。苏联对中共的大力扶持和饲养,直至1935年中共反围剿大败,四处逃窜,双方一时联系不上,才告一段落。

天下是难有白吃的午餐的,政治上更是如此。中共领取卢布的代价是:一切听命于苏联老子,死心塌地的为实现苏联颠覆中华民国,建立共产卫星中国的目标效劳卖命。中共认宗苏联的一个生动的特征是:从陈独秀至王明以下,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向忠发、王明,这些中共历任总书记的立废,都出自苏联之手,三十年代,苏联更是派遣德国共产党员李德为洋老子钦差,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全权指挥中共的军事。另一个最生动的特征是,1929年,苏联为维持其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调军八万入侵东北,大败张学良,造成了“中东路事件”。对此,中共竟喊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自暴其外来反华势力的丑恶嘴脸。

可见,整个二、三十年代,中共在南方的势力,都是听命于苏俄(苏联)的外来反华势力;中共在各地建立的暴乱政权,都是由苏联操纵、指挥的外来反华伪政权。

逃窜到陕北之后,中共继续接受苏联的指挥。1936年,中共为了保命,煽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一度企图杀害蒋介石,但因当时国际形势突变,日本扩张的势头咄咄逼人,在远东对苏联形成重大威胁,苏联为了牵制日本,改变反蒋的策略,命令中共联蒋抗日,中共即急忙摇身一变,由“西安事变”阴谋的总策划者,变成了西安事变的“调停人”,蒋介石的“救命恩人”。这才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真正原因。正是遵照苏联的这个新策略,中共从此走上了假联蒋真反蒋、假抗日真扩张的新道路,命运发生了转折。

由西安事变可见:苏共对中共的绝对领导权不虚。

此后,因为面临德国的巨大威胁,苏联在二战前、中的七八年里无暇顾及中共。但是二战一结束,中共又是在苏共的大力扶持下,迅速取得了打内战巨大有利条件:

1945年8月8日,苏联在美国丢下原子弹的同一天对日宣战,乘日本被原子弹炸懵之际,出动近百万军队进入中国东北,打跛脚老虎,迅速夺得抗日果实,占领东北全境。苏联对《雅尔塔协定》阳奉阴违,竭力阻挠民国政府接收东北,同时授意中共武装假冒“东北民主联军”等民间武装之名,抢占东北。为了配合中共抢进东北,苏军将山海关至锦州的黄金通道、营口、大连等重要港口统统交给中共武装;苏军还一再拖延撤军时间,直至中共势力完全控制东北为止。

又是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共抢得了先机,民国政府要接收东北,只能从关外打进来,节节攻坚,费了大力气,却只夺回锦州、沈阳、长春、营口等大中城市,广大农村腹地腹地和小城、镇、县、乡都在中共手中,中共藉之已经落地生根。可以说,又与苏联的这一关键的扶持,在东北一开始就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国民党败象已现。

东北是中国第一重要的战略区域,据之,进可席卷中华;退可自成一统。而从关内谋取东北却殊不便利。蒙古、满清就是先据有东北,进而征服了整个中国;更早时候的金国也以东北为老家,夺得了了大宋的半壁江山。东北土地肥沃、森林茂密、矿产物产极为丰富,其民风凶悍、愚钝、残忍,非常适合中共掠夺、欺骗、暴力的需要。东北又与苏联有着漫长的边境线,中共据有东北,获取苏联的援助极为便利,且攻守进退自如,最坏的情况无非是退往苏联(在苏联的扶持下待机卷土重来),怎么摆弄也能够立于不灭之地。

帮中共抢得东北之后,苏联还在武器物资上给予中共东北势力巨大的扶持:根据1947年中共与苏联签订的《哈尔滨协定》,苏联将收缴的日军武器分两期全部交给了中共,这些武器,足以装备五十万军队。用这些武器,林彪在东北扩军四十万,使得中共东北武装于1947年底疯长到七十万之众。苏联还将将东北由苏联控制的弹药及军用物资全部平价售予中共。

根据1948年签订的《莫斯科条约》,苏联还将美国在二次大战中援助它的一百零三亿美圆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交给中共,并帮助中共装备和训练十一个师。这些,是中共获得了在东北压倒国民党的巨大优势,获取了打下江山的本钱。可见,二战结束后,苏联对中共的关键性的巨大扶持,是其成功夺取全国政权、颠覆中华民国的最重大的因素。没有苏联老子的帮助,就绝不会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政权,是一个典型的由外国扶上台的外来政权。 夺权上台后,中共立即冲着美国撕下了“农民民主党”的伪装,与美国兵戎相见,全盘模仿苏联的专制极权,简称比苏联体制更专制、更具欺骗性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一面倒的亲苏政策。

毛泽东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给了傻瓜糊涂虫、单相思亲共的杜鲁门、艾奇逊之流一记臭亮的耳光。

刚刚“解放”,立足未稳,毛始皇就奉苏联太上皇斯大林之命,出动百万雄师,冲到朝鲜半岛与美国大打出手,致使百年来几乎从未红过眼的两个友好国家顿时结下血仇。

暴力夺权过程中,中共即进行杀人土改,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立即效法其老子-昔年列宁邪教黑帮屠杀富农、“清洗”的做法,厉行“土改”运动,屠杀农村有产者两百万人以上;厉行镇反运动,屠杀包括战俘、民国前政权任职人员在内的“反革命分子”数百万人。

在血腥屠杀的基础上,中共全面移植外来苏维埃-苏联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一切,其附体于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医院...甚至小至街道,进行附体操纵,人大、政府、公检法系统,完全成为受党操纵的机器部件。中共国的政治体制的本质,与苏联完全相同,所不同的仅仅是某些形式,即:中共把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八个民主党派改造成中共自己的八个特别的“支部”,让其继续挂着“民主党派”的名称,打着“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的幌子,利用其装门面,欺世盗名,掩盖其专制极权的丑恶嘴脸。

在经济上,中共国全盘“苏化”。

建国伊始,中共国就把建设国有化经济体系的所有项目全部交给苏联,“一五”计划的项目几乎全由苏联援建。夺权后至1956年,中共以群体灭绝和抢夺的方式,强行将农村土地集体化,城市土地国有化,完全消灭了私有经济,摧毁了诞生于晚清、至民国时已相当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农村,中共以迁徙限制、组织编制、以及稍后的户籍,将农民牢牢的捆绑在土地上,形同农奴。

在城市中,所有经营实体全部被“国有化”、“集体化”,在之基础上,中共建立起“以党凌政、以政治企”的共产极权奴隶制企业制度,与苏联如出一撤。

中共象当年布尔什维克那样,以极为残暴的方式,在中国建立了“一大二公”,统购统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权力经济。

总之,中共国的体制就是中国版的苏联体制。可见,中共国完全不同于民国以及任何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它是用中国外衣包装起来的另一个苏联。
与历史上的外来征服政权满清一样,中共政权同样对中华文化极尽破坏之能事,而且,其破坏的猛烈程度,比起满清的破坏,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满清完全相同,中共对中华文化的破坏,同样是出于掩盖其夺权过程中的滔天罪恶、掩盖其政权的不合法性、维护其残暴的专制统治的需要。由于深知自己是外国一手创造、一手操纵的叛国暴乱的工具,夺权过程中罪恶弥天、无耻之尤,因此中共大肆删毁历史资料,伪造自己的发家史,进而将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糟蹋成了一本糊涂帐,给文化的保存和反思造成了障碍。

早在建党之初,中共就感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天命观、家庭伦理道德系统、中庸之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理念是其散播马、列假恶斗邪说,暴力夺权的一大障碍,因此,乘着五四运动后的民族主义激进浪潮,打着民主与科学的幌子,将“反封建”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借机兜售马、列暴力摇头丸,将大批青年诱骗成仇视传统、数典忘祖、六亲不认的“粪青”,进而变成认宗苏联的工具和炮灰。

夺权上台后,中共认识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其巩固马克思邪教专政的一大障碍,因此,上台伊始,中共即着手阻断中国传统文化:

解放之初,中共就借“反封建”、“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名,强迫老百姓去掉旗袍、长袍、西装、皮鞋、高跟鞋、礼帽等所有“旧中国”自然形成的衣着形式,按照中共自己成员的衣着试样,几乎千篇一律地改穿蓝色、灰色列宁装(中山装)、布鞋、“解放鞋”等等;中共并强迫几乎所有男性将头发剃成“劳动人民”型短发,所有女性将头发剪成齐耳类老太婆式的短发。此种做法,十分类始于满清入关之后,强迫广大人民按照满洲人的样式“剃发易服”。中共从阻断中国自然的穿戴衣着形象入手,用专制强力打碎民国时期留下的多元化的社会面貌,将中国人原本多姿多彩的形象改造成单调划一、个性压抑的“灰蚂蚁、蓝蚂蚁”形像,整个社会变得如同苏联劳改营。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一旦失传,文化便无从维系。中共深知汉语是其阻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障碍,因此,一上台就要千方百计的“改造”汉字。一如满清入主之初企图强行推广满语,中共一度抛出以拼音字母取代汉字的“全盘西化”方案,企图强制推行,但因无法解决巨量的同音字等问题而根本无法实施,只好采用“简化汉字”的折衷方案,于1956年在全国推行。中共使用字母文字彻底破坏中国文化的图谋没能得逞。

中国的汉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简化汉字虽然便利了书写,但由于其不是来自于语言书写的自然演进,而来自突然的人为强力干预,因此纰漏百出,很多繁体汉字,因为“不实用”、“封建主义”都被“扬弃”掉了,这些,对中华文化的内涵造成了破坏;由于简化汉字对汉字的结构美造成了普遍的破坏,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结晶-书法艺术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由于废弃了繁体字(传统汉字),割裂了中国大陆与同属中国的港、澳、台的在文化上的统一,因此,中共不仅在政治上分裂了中国,还带头在文化上分裂了中国。更严重的是,由于强制推广简化字,一代代“长在红旗下”的中国人对繁体字愈来愈陌生,现在,出了学习古汉语专业的人,大陆人民已基本不能使用繁体字,这严重阻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使其诸多方面有失传的危险。

中共就是要让中华传统文化失传。传统文化断裂得越彻底、中国人对传统文化越无知,中共移植外来的马克思邪教共产文化就越容易。

马克思共产邪教的教义,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教义:在革命的名义下,再残暴的事都可以做,因此,邪教的成员就要克服罪恶感、“打破一切条条框框”、“天不怕地不怕”,要达到这样的“革命境界”,就必须“和一切旧传统决裂”。而旧传统的伦理道使人产生罪恶感,是实行专政的精神障碍,中共一上台,就迫不及待的全面毁坏中华传统伦理道德,重点打击传统伦理道德的本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神论天命观。

所以,五十年代初,中共即扶持教门的奸贼败类,先后成立基督教“三自教会”、“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以党控教,将“解放”前原本自由的全国宗教组织改造成披着教会外衣的特别形式的中共党组织,对于坚持教会独立的宗教人士,中共则扣“反动会道门”、“外国特务”的帽子,狠狠镇压。中共的奸恶措施,导致民间教会在大陆消亡殆尽,教会徒具形骸,“三教齐灭”。

文革期间,中共对装模作样做表面功夫都不耐烦了,干脆撕下对传统文化“拿来主义”的遮羞布,赤裸裸的全面、疯狂地破坏传统文化:文化传承者被批判否定、文化项目被禁止、文化成果被毁坏、文物和文化遗址遭破坏,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切,都被打成“封资修”和“四旧”,遭到横扫。
十年之中,所有宗教建筑、宗教古迹均被捣毁和破坏,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斗或还俗,当然,其中也有好些在五十年代投靠中共教会蛀虫、披着宗教人员外衣的党员、干部,他们居然被党“冤枉”。

可惜的是:始于辽代的洛阳白马寺十八罗汉塑像被砸毁、有一千年历史以上的山系天台寺、山东崂山道家圣地被捣毁...更可惜的是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中共革中国文化的命,其疯狂性、彻底性、深刻性,满清实难望其项背:满清杀戮三四十年,只做到了以满州式的衣冠发服取代汉式的衣冠发服,改变了外表,关内中国人的内涵却基本未变;满人在做了主子以后,没有“改造”汉字,也没有刻意去破坏中华的文物、古迹。

破坏中国文化,是为了全盘“苏化(苏维埃化)”。在破坏的同时,中共全面移植马克思邪教共产文化于中国大陆:马列斯毛邪恶思想指导一切,禁止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思想;禁止一切非中共观点;取缔一切非中共领导的学术组织。原来高唱马、列、斯、毛主义是最高科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又狂喊邓小平瞎猫理论,僵贼泯三个婊子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更接近了真理,比马克思还高明,原来,马、列、斯、毛的真理也是可以“颠扑而破”的。

原先连体育比赛好成绩,都要求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现在因为这一套在世界上太丑陋,只好缩小为:在社会、政治领域的一切“成就”,都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实践江贼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结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挂羊头卖狗肉下蒙汗药,貌似开明,麻翻了不少人,但其骨子里的马克思邪教专制基因丝毫没有改变。

移植马克思邪教文化的结果,已经使中国产生了数亿“前不见古人”,后可见来者的中共党文化中毒者,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中毒极深,被彻底洗脑,固守反人类的马克思邪教信仰,敌视自由民主价值观,六亲不认,人性麻木。这类原教旨主义“老古板”人数极少,但危害不小,胡锦涛暂时是其中典型。

二,缺乏罪恶感的唯物(唯物质利益)主义者。这类人占当前大多数,其中很多人一度相信共产主义,现在信仰早已崩溃,唯利是图、物欲横流、贪污受贿,无所畏惧;造假欺诈,气定神闲、流氓下作、厚颜无耻。中共贪官队伍百分之百是这种人,江泽民是其总代表。

三,仇恨传统文化、仇视西方文化的法西斯分子。这类人俗称“粪青”,他们将中国的一切不幸都推到中国传统和西方身上,投合中共的法西斯基因,鼓吹种族灭绝、核大战。这类人人数虽少,煽动性却不小。何新、姜戎(《狼图腾》作者)是其代表。

四,没有信仰的“新生代”。八九年以后的大学生和年轻人,大部分属于这一类,他们对传统文化近乎苍白地无知、中国的现当代史、中国社会的真相两眼一抹黑、对西方的发达眼红而又似懂非懂,对自由民主兴趣索然。他们既不愿“为党奉献”,也决不乐于助人,普遍的冷漠势利麻木,其最感兴趣的是现实物质利害关系和享乐。

不管分几类,共同的都是:中国人普遍的已经没有传统的有神论天命观;也没有西方的有神论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中国人普遍的或敌视(胡锦涛、何新等)、或恐惧(僵贼泯等)、或漠视(新生代等)。

经历中共五十多年的文化破坏和外来邪教文化的灌输,中国人普遍的变得不像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少,受外来邪教文化的毒害和扭曲越来越重。中国人越来越丧失了传统伦理道德标准,新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又被中共封锁于国门之外,于是“是非对错党包办”,人们普遍价值标准混乱,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现在更是变成了漠视自由民主人权、中不中、西不西的“经济动物”。

综以上所述,满清是(历史上的)外族人征服中华民族建立的外来王朝,因为满洲人文化极其落后,无能取代汉礼制,因此,满清的外来化措施不能触及中华的内涵。

中共虽然由中华民族本族人组成,但却全然抛弃本民族一切传统、文化,甚至一度“没有祖国”,接受外来的马克思邪教文化、摧残中国文化、移植外来的苏维埃体制于中国。中共邪党党徒,是长着中国人面孔的外来人,他们有效地破坏了中国的内涵,搞的中国不像中国、中国人不像中国人。

因此,中共政权是比满清更为彻底的外来政权。满清统治者如果在地狱里有知,当叹服于中共领导人做到了他们做不到的事。

曾节明 星期二 2005年4月19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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