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了解这些，我们大概就会对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请愿后，有人以“搞政治”大肆指责、当局以“搞政治”为由大举镇压的做法持不同看法了。
那些对政治如此“津津乐道”的老北京，没有人会认为他们在搞政治，因为那不过是他们关心时事、关心社会生活的一种表现，因为那和他们的家事、和他们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但他们没有谋权，更没有想自己当政的意图。这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一种责任感，一种精神文化生活。政治本来就是如此平常，它可以是一种理念，一种行为，也可以是一种娱乐、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但这绝不是犯罪，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
那么，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谈论炼功之事、谈论他们的精神生活、或者按照国家上访条例去表达他们受到的不公的时候，就有人要认为那是在搞政治，甚至把那当成是犯罪呢？
在1999 年之前，法轮功已经受了三年的不公，就在4·25前夕，法轮功还遭到御用文人何祚庥的诽谤，天津发生无理殴打、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事件。法轮功学员4·25 集体上访，不过是要求本来就属于他们的炼功空间不受干涉，是为了正常修炼身心的需要，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力诉求，这怎么能说是搞政治呢？如果百姓的心声不能表达，社会不是更容易出乱子吗？这种和平的表达，到底是值得鼓励还是应该被打压呢？
到今天，已经证实至少有1827位法轮功学员被害致死。要求停止迫害，依法控告恶人，也有人说是“搞政治”。那么，打个比方，如果有个恶官杀了你的家人，你揭露他的罪行，甚至到法庭去告他，能说是在搞政治吗？政治什么时候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甚至是迫害、屠杀的借口？政治真有那么可怕吗？国家不是规定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么？行使权利为什么竟然也成了一种罪过？
中国传统士人“学而优则仕”，从政是很多人正常生活的一部份。明代著名思想家顾宪成写过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是思想进步、忧国忧民的表现。
中国古代的很多伟人如诸葛亮、曹操、李世民等，都被称为杰出的政治家，没有人认为那是贬义词。我们很多也知道美国著名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他领导了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没有人因此而指责马丁·路德金搞政治，相反，1964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986年之后，美国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被定为 “马丁·路德金日”，纪念这位伟大的英雄。
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或值得可怕的东西。在正常社会的政治概念中，法轮功学员的上访不过是百姓的正常社会行为而已，它与“亡党亡国”、危害“社会稳定”等等说辞根本就不搭界。
那些对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乱扣政治帽子的人，是否应该冷静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对“政治”这个词如此敏感，对所谓“搞政治”的人如此忿忿不平，要口诛笔伐或是像看见瘟疫那样唯恐避之不及？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跪着生活，而不是挺直胸膛做人？是历次的政治运动让我们如此惧怕？还是因为长期的政治洗脑让我们丧失了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
马丁·路德金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他说：我梦想有朝一日，在乔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能够同坐一处，共叙兄弟情谊；我梦想有朝一日，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以肤色而是以品行来评判一个人优劣的国度里。
我想，很多中国人也会有一个类似的梦想，梦想有一天，人们可以自由追求他们的正信与精神生活；梦想有一天，政治不再是一根打人的棍子、一种迫害无辜的工具，为不公喊冤、为正当权益抗争，不再被说成搞政治而遭大打出手。
4·25中南海和平上访六年后的今天，这个梦想尤其显得迫切和重要。每个法轮功学员自身信仰的坚定，更是意义重大，意境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