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那年月

作者:作者:拂尘 发表:2005-04-24 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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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登出了“九评共产党”的系列社论,我看完全文,感到无比的震惊,第一次了解了共产邪党那凶残本性的全貌。共产邪教的历次运动,给中国制造了八千万冤魂,然而受到伤害的何止这些,曾生活在这段荒唐岁月的几亿大陆人,哪个家庭没有经受过赤匪血雨腥风的摧残啊。

在那不堪回首的晦暗岁月里,共产邪党对人性的极度扭曲与摧残,给人们带来的隐形伤痕更是难以愈合。“九评”仿佛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久已尘封的往事象潮水般涌出,童年的经历一幕幕展现在眼前,特写此文,以控诉邪党的罪行。

我的母亲出生于外省一个有名的大家庭,她有六个兄弟,及众多的亲戚。她有个叔叔在城里建了一所中学,免费提供给当地乡亲。然而义学未办多久,日本侵略就开始了。人们死的死,逃的逃,诺大的家族一下子就散了。父亲的家族也是当地的望族,战争暴发后,他与母亲、奶奶逃难到了现在这个城市。为了生活,父亲到处去打工,其中去过某大城市的美军俱乐部当侍应。那时,我的五舅在上大学,为了学英文,父亲给他介绍了几个美国朋友。可是做为青年学子的五舅,却有个爱记日记的习惯,听说他的日记本有几大箱子,大鸣大放的时候,他把这些日记全主动交了出去。后来秋后算账的时候,舅舅的遭遇自不必说,我的父亲却遭了殃,他有许多朋友在台湾的事也被抖了出来,于是被扣上了一顶“里通卖国,有海外关系”的帽子。从此一系列的灾难就降临到我的家庭。

父亲逃难出来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只是因为心灵手巧,掌握了很多技艺。文革开始时,他在一家大型的仪表厂做技术骨干,因为他的“海外关系”,首先被扣上一顶“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的帽子。可怜的父亲连初中都没有上完,却带上了这顶对文化人设立的紧锢咒。后来运动愈烈愈演时,作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他被送进监狱关押了几年,出来后,被发配到一家区开工厂做铸工。父亲虽说是半路出家,却也很快在这一行又成为业务骨干,还帮几个兄弟厂建起了翻砂车间。

从精密仪器到天天和笨重的铁家伙打交道,父亲毫无怨言,工作上依然是认真负责。然而,业务上的重要地位,并不能换取对他人格污辱的丝毫减轻。在那个小小的单位里,他还不时被拉来批斗一番。记得那年我还没上小学,有一次到父亲的单位去玩,刚走到厂门口,就听到里面在开批斗会。听着那街道大喇叭里时常传出的口号、语调,我感到恐怖极了,连忙转身跑掉,虽然没看见被批斗的人,直觉上那正是父亲。

在父亲被关押后,家庭的经济状况自是一落千丈,六、七口人的生活重担大部分落在瘦小的母亲肩上。富家小姐出身的母亲什么重活都干,在郊外放羊的经历,使她落下了怕太阳晒的毛病。母亲后来到海外来看我时,朋友说,你母亲是不是有外国血统,长得那么好看。然而,他没有看到我母亲的手,因为长年的劳作,手指都已经严重变形了。

记忆中,我们家总是在不停的拿些拆绒线头,做手套、补麻袋的活,我不明白别人家的小孩为什么不用做这些,可以无忧无虑的在外面玩。听家人说,我拇指上的一道压痕就是姐姐抱着我做活时,被缝纫机针穿过而留下的。

家里多次被抄过家,几乎值钱一点的东西都被共产党抢去了,父亲吃饭时,经常向我们提起他那些失去的宝贝,叨叨着别人送他的那幅于右任的字。不过,也有少量的漏网之鱼,留下了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物品。父亲兴致高时,会从家里唯一留下的樟木箱中,翻出他以前保存的英国不锈钢柠檬筒,德国毛毯,瑞士的梅花手表等给我们看。改革开放后,他还常常拿出那张美国友人的照片,说要和他们联系呢。听姐姐们说,父亲年轻时生活很奢华,很讲派头的。我想不通父亲十几岁时与家人一无所有的逃难出来,赤手空拳在异地建起了自己的家业。而在“为人民谋福利”的共产邪党统治的“新中国”,为什么却落了个一贫如洗。我们家里孩子很多,那时,吃饱饭是我们最大的愿望。有次和一位南方朋友聊天,提起我小时还吃过豆腐渣时,她惊讶的看着我,我替她说出了她不好意思说的话:“是啊,那应该是喂猪吃的东西。”

物质的匮乏对我们来说还不算什么,因为那时整个社会基本都是一样的。对我们伤害最大的却是处境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压抑与折磨。家里的每个人都受到过冲击,每个人的个性在这红色恐怖的强力下,有着或多或少的扭曲变形。父亲晚年时,每到吃饭都要骂骂“毛古董”,絮叨以前受的罪,变得不舍吃不舍用。

我的二姐上的是省女中,同学大部分是高干子弟,本来由于她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同学关系很好,运动来后,由于父亲的“问题”,她常常在班上被批斗,被以前的好友孤立,回家不敢提起,前途也受了很大影响。听妈妈说,二姐非常有才,可是我看到的却是一个性格软弱、说话啰啰嗦嗦的人了。

三姐是初六六级毕业生,与二姐一起下乡时,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呢。三姐在乡下时,考上了清华大学,可是政审时却未被通过。事过多年,母亲有时还遗憾的念叨说,那时的准考证还在呢。三姐性格稳重温柔,气质雍容华贵,长得像电影明星秦怡。在乡下时,她认识了一个英俊潇洒的军干子弟,然而由于父亲的“问题”,终未成就一段姻缘。后来嫁给一个复员军人,也是我们家唯一的党员吧。经过这种种的挫折,三姐的个性却变得要命的天真与幼稚。

我们家住在市区中心一个大院里,院内住了十几家人,听说以前是省级银行高级职员的住宅区,有警卫把守,中间是个小花园。我还记得那扇厚重的木制大门,虽然已没有了警卫,晚上我们依然有闩门的习惯。听母亲说,那时四姐是个小孩子,每次父亲下班时,院子总响起一片呼唤她小名的讨好声。可是父亲被批判后,我们家的待遇就一落千丈,记忆中总是有人和我们家吵架,孩子们更是常常受到欺负,甚至挨打。父亲后来到处找人教我们炼武术,也是基于这个考虑。虽然以后也没用上,然而,那种不安全感却时时伴随着我。

也是由于学武术的原因,家里才和五舅有了来往。无意中给我家带来灾难的五舅,运动中自己也受到伤害,被打成右派、臭老九下放到农村。文革后期,才恢复了大学教授的身份,经常到城里讲学。他非常有才华,在几个不同的学术领域中担任高级职位,又练得一手好太极。一次,到我家来碰上我父亲在对我母亲发脾气,瘦小、文弱的五舅轻轻一掌,就把人高马大的父亲推得后退几步,这才引起正想练拳的父亲对他的重视。从这以后,两家才恢复了亲戚走动。然而,从五舅身上却明显透出一股浓浓的穷酸气来,风流倜傥的大才子变成那样,不是共产邪党的手笔又是什么呢。

六舅是我母亲的弟弟,以前是教俄语的中学教师,后来下放到农村教英文。还记得他到我们家时,经常拿着他自编的英文字典教我们念。印象中他是最随合,最可爱的舅舅了,听说他以前很洋气的。后来娶了个农村老婆,自己长相也变得像个农民了,而且胆小怕事。在农村受批斗的经历,使他对共产党产生恐惧心理,却又世故的有了一个不与邪党对着干的教训,违心的维护着邪党的利益。让他退党,他却电话里大骂我一通,真的很生气。

也许是自己感同身受的缘故,我觉得受害最深的就是我自己了。由于家里人禁止我们与别的小朋友一起玩。没有玩伴的我,那时最常进行的一项娱乐就是扒上一辆过往的马车,到城外护城河的桥上,趴在石栏杆上久久的、久久的看着桥下并不美丽的景物,看那不流动的池水在远方消失,直到夕阳隐入西方的地平线,才再扒上一辆反方向的马车回家。不想出去的时候,就在家里陪奶奶,奶奶手里边做着针线活,边学着陈年旧事,而我常常是坐在房檐下,看那浠浠沥沥的雨点滴落在门前梧桐叶上,感受着寂寞的童年。

上学后,起初我非常喜欢学校,还记得才学中文拼音时,老师提问,全班只有我一人敢在黑板上歪歪扭扭写下了我的名字的情景。常常双百的成绩,让我以为从此能享受到一点生活的快乐了。然而无忧无虑的时光,很快消失了。那时入红领巾除了第一批是老师指定的外,以后的必须有一个已入队的同学提名。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在同院住,可是她的学习不好,我没有推荐她,却提了一个与我私人关系并不熟的同学。于是父亲的“帽子”成了她报复我的筹码,眼看同学们对我的态度立刻变了样,其中包括我刚选她当上红领巾的那位同学。那种熟悉的孤独又笼罩在了我周围,课后同学们也不与我玩了。一次,一个同学挑衅的又提起我家的往事,我气极了跑去向老师汇报。那个年轻的女教师却问我:“他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明白了我是不受老师保护的学生。我渐渐的不与别的同学来往了,像个离群索居的孤燕般度过了整个小学时期。记得一次庆祝“五、一六”发表十周年,班上挑选学生表演文艺节目,也选上了我,然而早已习惯了不被邀请参加集体活动的我,神使鬼差的说了一句“我不去”。这一下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别人争还选不上呢,我竟敢说不去。老师在班上整整批了我半节课,痛心疾首的说: “你变了,变得不积极向上了。”

小时候我不爱说话,性格安静,然而,由于常受欺负,使我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暴躁,常常打架。可是同时我却又是那么忧郁。以前以为是由于家庭受歧视的缘故。然而,上中学以后,也许是中国的大气候有了改变,不再有人欺负我了,由于学习成绩的缘故,老师们对我呵护有加,同学们对我也很受尊重,我也有了几个好朋友,都是班上的尖子学生。可是她们开朗、成熟、老练;而我却总是像个受惊的小鹿一样惶惶恐恐,阴郁的感觉依然如故。这使我百思不解,最后只好得出结论:也许自己天生个性如此吧。

然而看了九评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共产邪党造成的,有形的迫害虽然结束了,然而无形的迫害却依然象个幽灵附着于我,挥之不去,童年的经历已经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且我惊讶的发现,自己的个性中,已经渗透了许多邪党的特性。在自己深受其害的情况下,也在不自觉中伤害着别人。比如,与人的争斗心,不信任别人,虽然从不对别人耍心眼,却总是怀疑别人设计陷害自己,处处防范着人等等,被共产党扭曲的个性使我很难与人正常相处了,紧张的人际关系好像要绷断的箭弦。

多年之后,我回到童年生活的地方,那曾经使我们家受到那么多伤害的邻居却表现的那么热情。虽然不排除世态炎凉的因素,然而我却看到了人善良的本性。我明白了正是共产党,才是挑起人与人斗争的根源。正是共产党的各种灭绝人性运动,才会使那时的中国出现邻居相残、父子反目,夫妻为仇的怪像。邪党的影响稍微一减,人的本性立即就放出善良的光辉。

即使事过多年,远在万里之外的海外,提起以前的经历,母亲还心有余悸的说:“怕呀,共产党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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