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谁在扰乱中国人的视线和思维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逐渐形成一股新的经济理论和思维，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海外代表如张五常，大陆代表如厉以宁之流，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主张牺牲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以便快速使少数人获得利益，从而“打造一批中产阶级”，并对这些中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寄予极大的希望。由于这些专家、学
者在历史的条件下，有机会接触并影响中国政府的领导们，所以改革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走了一条新自由主义经济之路。

由于前苏联经济改革的失败和崩溃，中国政府在私有化的道路上，选择了走捷径来发展经济，社会资源高速集中在一小撮有钱人和有权人的手中，许多大小官僚和大小富翁横向纵向联合，出现了一个千丝万缕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控制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从而掌握了社会话语权，这就是社会腐败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广大人民群众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困境中苦苦挣扎，却又无法判断到底是谁伤害了我们；中国社会再次进入丛林，而中国人也只好信奉“丛林法则”，于是弱势群体无处不在，又无处喊冤。

“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利益”，这种舆论歪曲了一个事实，实际上是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满足极少数人的利益；“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休克疗法”，造成市民阶层和农民阶层不知不觉中，被人从口袋中掏空了一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状态，而中国政府强调自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果，是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中国特色的舆论和理论，可以影响中国人，但无法左右西方人的看法和原则。

在中国极少数人掌握了社会大部分资源后，这些人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马哲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形成一定的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关系决定国家、政治制度；只要看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成员，看看全国政协的成员，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占大多数的是官僚和资本家，还有社会名人；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这说明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它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邓小平在制定改革开放的政策后，没有想到政治改革居然会悄无声息地伴随经济改革而来，更没想到会出现如此的政治局面；在资本追逐利润的经济规律下，中国社会变得血腥，人们变得没有道德感，社会的公平、正义被抛之脑后；这种牺牲一切达到的效益和效率，本质是邪恶的，暂时的效率和效益将最终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为阶层对立会逐渐发展成阶级斗争，内耗和腐败如何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动荡的社会是不会繁荣富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警惕中国“拉美化”的原因！

朱容基在临退休前的2002年，大力提倡保护弱势群体。可惜已经晚了，被有钱人和有权人包围的第三代领导班子，看到和听到的是歌舞升平的盛世，在集体退休前，才惊觉统治阶级以外的那些广大人民群众的困境和苦难；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被剥削和压迫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开始走上街头，其实他们只是想表达要生存的诉求……

中国第四代领导班子上台后，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目的就是希望社会的阶层对立不要发展成为阶级斗争。然而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发展变化，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甚至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保护弱势群体和关心中下层社会群体谈何容易。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制定的法律、法规，是倾向于有钱人和有权人的，通过政策来向广大人民群众倾斜是否能够成功？因为法律、法规是钳制和限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

虽然中国第四代领导班子仍然坚持私有化的进程，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终于寿终正寝了，人们发现了它的真相后，必然对其抛弃和纠正；张五常、厉以宁之流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必将被历史反省和谴责，这些大富翁们的言论只能代表本阶级的利益，而不会被全社会接纳。文章结尾，笔者引述一段蒋介石先生的感叹，或许能代表历史的某种再现：“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

国民党还能败退到台湾，如果共产党失败了，能退到哪里呢？！

(有删节)《议报》第195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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