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辨识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中华民国国民乃拥有着极大的出版自由。甚至这个自由，迄今都为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文学家们，不能想象和不敢想象。
而所谓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时期，一般地说，应该是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因一期北伐胜利而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开始；准确地说，则应该从一九二八年二度北伐成功、东北易帜和中国获得初步统一及和平开始。因为，正是从彼时起，中国国民党才在她的前身中国同盟会历经了十七年民族民主革命，并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君主制度之后，又进行了十七年反复辟的艰辛历程，才终于领导北伐打倒了军阀，并真正地建立了中华民国“第二共和” 的政权。但正是这个因接受了历史的教训才不得不实行“训政”的“第二共和”政权，却在她一开始，便被苏俄和中共将它定性为“国民党反动统治”。
但是，就是在这个刚刚开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文学不仅继承了辛亥以来的自由，而且享受着只有在一个真正共和的国家才可能享有的“出版自由”。因为，没有出版的自由，所谓文学的自由自然就是一句空话。对此，当年的共产派文化人竟在后来对它回忆道：“……我小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在乡间属于缙绅阶级一流的人物……乡居无聊，一九三零年春天刚过，他竟忽发奇想，决定到上海办一种《时事周刊》……于是，老师就带着我这个初到上海的无名小卒，一个乡下的小知识分子，居然轻而易举地就把《时事周刊》办了起来……”4如此的出版自由在中共已经统治了五十年的大陆，岂非只是一个“神话”？
而另一位共产派文化人，则更其详细地追述了他们后来便再也没有享受过的这种自由了。他说：“……刘呐鸥愿意拿几千块钱办出版事业，邀望舒与我合作……这个计划，商量了五六天，就决定了。于是我们一方面编印了一个小型的半月刊，定名为《无轨列车》，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便在《无轨列车》上公开发表了……同时，刘呐鸥在北四川路东宝兴路口租下了一座临街的房屋，开设一家书店……叫做《第一线书店》……”5这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直至今日的中国大陆文化人来说，不过是一个“梦幻”而已。
但在当时，甚至那两个已经有了革命作家名声的丁玲和胡也频，竟也要“摹仿当时上海的小出版社，自己搞出版工作……沈从文也支持他，有朋友赞成，于是，《红黑出版社》和《红黑月刊》都办起来了……”6他们的幸运，是否直到今天，都还是当代中国文学青年所梦寐难求的？
（二）
我们辨识的第二个结论，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竟然对那个一心要推翻她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同样给予了若大的自由。因为，由各类新文学史家所提供的史实，实在是证明了了这种自由的确实存在：
“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一群共产党及左倾青年，从武汉回到上海，开设了《春野书店》，创办了《太阳社》，并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创办了《太阳季刊》，宣扬‘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主要人物有蒋光慈、钱杏村，杨村人、洪灵菲等……”香港的新文学史家如此说道。7
一九二七年八月，当郁达夫将创造社的出版部交给成仿吾之后……其机关刊物，先是《创造月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又创办《文化批判》， “……中共党员成仿吾攥‘文化批判祝词’，强调‘没有革命的力量，便没有革命的行动’，已属共产党腔调……一九二九年又出版《流沙》，李初梨主编，于创刊号发表‘流沙前言’，称：‘……文学是唤起阶级意识的一种工具’”。台湾的中共党史专家则如是说。8
“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一个力图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活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新的文学运动，也是一个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的思想运动。它适应于无产阶级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形势，在文学界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这个新的口号……”9当代的中共新文学史家，于此，虽然没有承“国民党反动派”的情，却对中共文化人敢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倡导“要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出了如此“欣然于怀”的歌颂。虽然，他们五十余年来，除掉继续敢于歌颂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文学以外，还敢于歌颂过什么样的文学呢？
“国民党反动派”们是用实际行动来给予中共提倡“共产革命文学”的自由的。中共新文学史家们居然也十分情愿地对此“作证”说：“…… 口号提出以后，很快便得到了两个社团内外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在先后出版的《流沙》、《战线》、《戈壁》、《洪荒》、《我们月刊》、《畸形》、《摩洛》、《澎湃》以及《泰东月刊》等杂志上，都曾展开热烈的宣传和讨论，从而形成了盛大的声势……”10
于是，当代的中共新文学史家们才会这样兴高彩烈地为着别人的自由写道：“在大革命失败而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来的历史转折阶段，正当知识界和文学界不少人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失望情绪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犹如在白色包围的环境中树起了一杆鲜艳的红旗，振奋了人心，鼓舞了斗志，指出了前进的方向……”11
“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学上对于“要革自己命”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其文学家，非但允许他们“结社、结伙”以宣传和从事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事业，甚至允许他们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公然建立“左翼作家联盟”，并允许这个共产党的“作家联盟”来创办形形色色的无产阶级文学杂志，以宣传和发动中国的共产革命，即：“来革他们这些反动派的命”。所以，中共新文学史家们，才能意气昂扬地告诉我们说：“左联自成立后，陆续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十字街头》、《北斗》、《文学月报》等刊物和秘密发行的《文学导报》(创刊号名《前哨》)、《文学》(半月刊)等杂志，还改组或接办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至于由‘左联’成员出面主持编辑、出版的刊物，为数更多。”12然而，这对于五十余年来从来就无权享有任何文学结社自由的中共文学史家们来说，岂非是一个“致命的嘲弄”？
有计划、有步骤地要颠覆中华民国的苏联共产党，其时，不仅正在命令着和指挥着中国共产党的造反和革命，而且还在谆谆地教导着中国共产党，为了促使中国共产革命的发动和成功，还必须将文学当成“整个共产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特别是苏维埃俄国的“马教”文艺理论，来武装中国的共产派文化人，以符合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原则。因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的”；13因为，“我们要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先从理论上打好基础”；14因为，“……我们认为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理论是一件迫切需要的工作……”。15所以，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已经获得了极大出版自由的中共文化人，又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立之初，就谨遵教主列宁的教导，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被列宁称赞为“整个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最优秀著作”的蒲列汉诺夫理论，特别是他的“马教”文艺理论，进行了急切的翻译和介绍。
于是，在国民党刚刚开始的“反动统治”下：
一九二八年二月，托落斯基的《文学与革命》即于北京《未名社》出版了。
一九二九年五月──一九三零年六月，他们翻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它包括：
冯雪峰翻译的，苏俄──卢那卡尔斯基着的《艺术之社会基础》；苏汶译的，苏俄──波格丹诺夫着的《新艺术论》；冯雪峰译的，苏俄──蒲力汉诺夫着的《艺术与社会生活》；鲁迅译的，苏俄──卢那卡尔斯基着的《文艺与批评》；冯雪峰译的，苏俄──梅林格着的《文学评论》。
一九三零年六月之后：鲁迅译的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亦在光华书局出版，并首先发表在一九三零年六月一日的的《新地月刊》、即《萌芽》杂志第一卷第六期上。其后，苏俄的《唯物史观文学论》和《艺术社会学》也都在这套丛书中相继出版。
“国民党反动派”所给予的自由实在不可谓不大。因为，任何人都不会给予自己的敌人以这样大的自由；因为，自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专制政权不用说从来就没有给过他的敌人以这样的自由，而且也没有给过任何文化人，哪怕是他自己的“文化奴才”以这样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