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思考要写的文章时，又读到袁红兵先生《中国民主政党联盟秘书局公告（1号）》一文。对他的文章中的一段话尤感兴趣，此段话是“中国的自由民主，是一项神圣的事业。民主运动的中坚需要由一批具有圣徒情怀的献身者构成。中国民运以往的历史性挫折，都同某些自称“民运人士”者的人格缺陷直接有关。”可能是本人孤陋寡闻，我从1978年以来，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人或一个民运组织公开谈到对参与者有人格的要求。至于对自己品性的修养，那更是无人提起。当时北京与上海聚集起一批自发起来民运人士，其中一部分人确实怀有自己的理想，甚至是信仰，因此这些人看上去很高尚，所以提出人格的问题好像个画蛇添足的举动了。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因为人的理想、信仰与人格、品性是不同的概念，尽管这两者有一定的关系，但我决不能认为有必然的关系。理想、信仰完全有可能因自己的遭遇变化而变化，甚至失去或丢掉；但人格、品性一部分是天然浑成，另一部分是环境影响和依靠自己的修养，它决不可能因自己的遭遇轻易变化、失去和丢掉。纵观1978年到今天的民运，有过民运意识的人我们无任如何不能称少，但既有民运意识，又有高尚人格的人我不敢断言没有，但稀少两字似乎可以成为定论。现在有人为民运的式微感到痛心，有人为民运像一盘散沙而感叹不已，当然造成当前的状况的原因不少，但我认为其中有一个很重大也很深刻的原因，就是民运人士或多或少缺少了与他们相符的人格与品性。在国内，朋友之间有时会问起，某人素质如何？可见相互之间还是很重视友人的人格与品性。这是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在遇见恶劣的境况下，个人的人格、品性比理想、信仰对朋友的关系而言应该更有价值。这还是小的方面，大的方面特别对一群人来说，核心者的个人人格与品性常常比理想和信仰更有作用。尽管人格与品性有如此的重要作用，但在民运人士之中却很少谈及，甚至对它的内容这辈子也没有很好想过，更不用说公开提倡了。
更令人奇怪的是某些民运人士对人格与品性的问题毫无兴趣，甚至对他人提起也要嗤之以鼻。我记得我有篇文章中曾提起这个问题，被某一先生斥为不地道。可能是我跟不上当代的潮流，还囿于这些陈旧的愚见。对他人这番好心的指责，思考下来总不能诚心接受。我记得我在1982年撰写《回顾与总结》，拟了内容提纲。这篇文章未能写完，被有关部门抄了去，作为定罪的一个内容。出狱后，想起此事，与他人谈起时，我总很郑重地说，此文如果现在写，我一定要加上人品的内容。之后在分析民运的种种情况时，使我更加认为人格、品性对民运的重要性。几年之前，我在翻阅《五四时期社团》一书，倒没有像寒山先生那样富有见地地去考虑问题，但是留给我深刻影响的是，几乎书中介绍的社团，他们的章程都有对人格与品性的要求。他们的会费、支出以及自办杂志和卖出的书籍的账目，都清清楚楚记录在案。我读毕真是感慨万分，尽管那时这些人也是热血沸腾，充满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他们不仅要求增加自己的学识，同时也要求对自己人格增强修养。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敢将天下之事肩负起来，为大义为国家牺牲自己的一切。
十几年之中，我一直在思考民运人士的人格问题。我知道许多人对中国民主事业满怀热情，对自己追求的理想也信心坚定，但是他们很少有凝聚力。有时我不得不把问题归到这些朋友本身身上，他们的讲话、心胸、处事以及自己的个性由于缺乏修养和待人接物的技巧，往往不能使自己的朋友心悦诚服，而生出不能相容的情愫。这些事情看似不重要，但对一个能成为民运领袖的人物来讲，极可能是个致命的弱点。
现在袁红兵先生能公开提出人格的问题，并将此写上了带有章程性质的文件中，我认为不仅是好事，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民主意识固然是要紧的，但没有高尚的人格支撑着，对民主的传播和民运力量的聚集是会受到限制与不利的。我们许多人经常谈到孙中山、甘地等伟大的政治人物，我想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他们表现出来的不仅他们杰出的想法，同时也充分表现出了他们人格的魅力。
2005年4月5日写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