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日的几条理由缺乏说服力
1，修改教科书。
日本有多家出版教科书的出版社，被指“修改”的是扶桑出版社，市场占有量只占百分之几，学校仍可选择其他出版社。对比中国无可选择的、全盘歪曲历史的官版教科书，日本的修改只是小巫见大巫也。何况修改的内容，例如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把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说成是将亚洲人从欧美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如果与我们所知道中共如何隐瞒在它统治下八千万人的不正常死亡，将六四屠杀说成是“六四风波”，把中共对中国人民的奴役统治讲成是把他们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那么日本对教科书的修改，该是“以共为师”也。何况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修改更是罄竹难书，例如把杀人魔王写成农民起义领袖，把对外侵略说成平定内乱，把国民党领导抗日说成共产党领导抗日等等。因此日本修改教科书要批判，但是更应该批判中共更广泛范围和无所不在的修改，更不容许中共利用反日来转移视线。
2，道歉不够深刻。
中共也一直认为日本的道歉不够深刻，从日本政府对教科书的态度或许还有些道理。然而问题是何谓深刻，也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英国“经济学人”因为中日争拗而做了一个统计，发现自从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以来，日本在正式的场合向中国道歉了十七次。如果当时认为不深刻，应该立刻提出，不能接受了，后来又说不深刻，把国与国关系，当作国内人民在政治运动中要不断向党组织写检讨那样，一次不够，再写一次。何况如果日本对侵略罪行缺乏认识，为何毛泽东六○与七○年代接见到中国访问的日本政客，当他们表示道歉时，毛泽东说不必，不但不须道歉，还要感谢皇军的入侵帮助中共夺取政权。而且中国就不应该与日本建交，更不应该不要赔偿，一九九二年还邀请日本天皇访问中国，中日共度蜜月。如今反悔，或因为有新的政治需要，就不断揪人家的小辫子。这哪里是正常的外交？
3，钓鱼岛的争议。
首先邓小平曾经表示“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为何现在就要解决清楚呢？何况主权问题的确有争议。一九五三年一月八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一篇题目叫做“琉球群岛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的文章中说：“琉球群岛散布在我国台湾东北和日本九洲岛西南之间的海面上，包括尖阁诸岛、……”尖阁诸岛就是钓鱼岛列屿。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的台湾“联合报”在 “琉球尖阁群岛，禁我渔船作业”的一篇报导中说，“如果琉球政府禁止我国渔民进入尖阁群岛的鱼钓岛、南小岛，对于本省在北方海域作业的渔船，将造成严重妨碍。”可见即使台湾，也承认钓鱼岛为琉球政府所属。一九七○年八月，台湾政府和媒体对该岛声明主权；一九七○年十二月，中共媒体才对钓鱼岛声明主权。这是因为在钓鱼岛海域发现了丰富的油田，“保钓”也是那时开始。中共对有边界争议的国家在领土上都做了很多让步，如对俄国、印度、缅甸、越南、北韩等等，为何现在就是对日本“寸土不让”，还发动游行？当然是有其他政治目的在内。
4，争夺海底油气。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能源缺乏，特别是石油大量进口，中共对这个东海海底油田的开采更迫切了，不但多次派勘探船逼近中日领海的中线，连潜艇也开进来了，使日本感到威胁，而且从二○○三年开始了钻探。日本则在最近批准民间企业在中线的日本一边试采。但是中国认为日本要开采的油气田与中国所在的春晓、断桥两个油田相连，就认为日本在“挖墙脚”了。现在据说日本有意把这个争端拿到国际法庭裁决。问题是中国与国际社会格格不入的态度，会愿意服从裁决吗？从中国阻挠国际法庭对赤柬战犯的审讯，可以看出它对国际法庭的态度。那么怎么办？只能让中国即当球员，又当裁判？
5，中国反对日本“入常”。
联合国今秋要进行改革，一是增加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一是会务的改革，例如加强重视人权工作。中国自认是“亚非拉”唯一在安理会的“代表”，又拥有否决权，自然不愿意日本分一杯羹，虽然日本对联合国有重要贡献。而会务改革，例如强调人权问题也对中共不利。由于反对联合国改革和反对日本入常提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虽然不敢公然反对，只能借用“民意”来反对。而为了让外国能够对这个民意有深刻印象，就不惜纵容暴力事件，以显示中国人民如何“义愤填膺”。
6，参拜靖国神社。
各国都有自己的神社。日本把甲级战犯的灵位也摆上，被侵略国家自然有意见。但是这只能用商量讨论的方式，因为日本有自己的国情，是人家的内政。正如毛泽东发动的“抗美援朝”也伤害到韩国民众的感情；毛泽东全力支持的赤柬屠杀国人也伤害柬埔寨人民的感情，但是他们也没有权利要中国拆除毛泽东纪念堂，或把毛尸搬走。因为同是受害的中国人还没有这个觉悟。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是助长军国主义，那么参拜毛堂，不是继续世界革命与坚持中国永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那不是更大的灾难？
从以上六点，说明中共这次煽动的反日浪潮，如果不是无理取闹，至少也是小题大作。当然，中共当局一再撇清自己和反日活动的关系，对暴民的暴力行动也声称不负责。以后者的情况来说，的确有点像当年满清政府把台湾人说成“化外之民”那样，为日本提供侵略借口。因此如果日本派“皇军”来捉拿中共管不到的这些暴民，代行家法，北京会答应吗？
二，中共无法摆脱干系
至于这次反日运动，当然中共脱不了干系，这是赖也赖不掉的。因为在游行以前，已经有团体发动网上联署签名抗议日本入常。本来计划发动一百万人，但是在中共媒体报导与渲染之下，意味着官方支持这项行动，所以签名人数冒增到两千八百万人！这对主办者、参与者无疑是极大的鼓舞，也不能满足于在网上这个“虚拟世界”签签名，他们需要在“现实世界”做出一些行动出来，于是就号召全国性的游行。如果这个游行与官方宗旨相违背，则此项活动必然被列为“动乱因素”而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因为当局的默认和鼓励，没有采取丝毫阻止的措施，于是群众就被中共运动起来了。四月九日，北京上万人游行，当局没有压制，对出现的暴力行为也没有丝毫批评，更拒绝日本政府的抗议，这等于鼓励更大规模与更暴力的“群众运动”，于是四月十六日，上海有更多的人上街，而且更暴力；十七日深圳也有更暴力的事件；甚至还有东管的日资工厂罢工。
现在北京推说不知道谁组织，因为是通过互联网与手机短讯组织起来云云。那么当年法轮功通过电邮与手机串连起来的集会，中共为何就把他们当邪教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异议人士的网上联络中共为何可以屡屡“破案”而将他们逮捕判刑？看来中共耗费巨资建造的“金盾工程”的确只是对付异议人士，而反日游行则是“同议人士”所为，自然不在这个“工程”所要对付之列。既然他们是中共的“同议人士”，他们是民，中共是官，官管民，又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责任都推掉呢？何况，在游行过程中不少“便衣”混入其中，引导口号和路线，乃至暴力的程度。武警对秩序时也网开一面，维持示威者与特定破坏目标的一定距离，可以又小量破坏而不会造成重大损失；这样既不会引起重大国际争端，也可以达到对日本朝野的“威慑”作用，也就是这次发动反日浪潮的政治目的。
当然，参与反日的人士情况很复杂，不否认有“自发”者在内。然而他们的资讯来自被中共删减、歪曲，有些还被封锁，因此会影响参与者的正确判断。而参与者的鱼龙混杂，也使中共担心失控，所以在“任务”完成后，中共就急于鸣金收兵了。
三，中共为何要炮制这场闹剧？
如果说这是中共炮制的闹剧，它又为何要炮制？这当然是具有强烈“时间性”的问题。一般来说，这同当前的国内外形势有关。
如果观察当今的国际形势，最刺激中共的，该是美日安保条约将台海列为战略目标。中共认为这是干涉内政。然而美日则认为这是中国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破坏台海稳定造成的。这就涉及反分裂法的是非问题了。本来在去年台湾总统大选前后，美国已经不断向台湾施压，阻止“台独”的步伐，中美都声称他们的关系达到三十年来最好的时刻；十二月台湾立委选举，绿营达不到半数，说明即使要“独”，也不可能在立法机关通过。而且两岸包机成行，出现和缓局势。偏偏这时胡锦涛要建立有别于邓小平与江泽民的个人功业，便创造出这个反分裂法，自以为这是“以法治国”，下面当然也有一批马屁精吹捧他如何英明。更有无耻文人把他比喻为“汉武大帝”，所以中共不顾美国与国际的异议而悍然在人大通过这个反分裂法。而且因为中共大肆炒作而必然通过，所以在通过前，美日已经用安保条约的新内容在旁伺候。欧盟也因此推迟六四以来售武的解禁措施。中国又紧张又不满，但是美国早就表明不容台湾海峡发生战争，是中共先向美国挑衅美国才做出回应。但是中共又不敢直接与美国对抗，还需要去骗美国，放松美国对它的警惕，所以只能把气出在日本身上。日本离开中国近，地小人少，因为非战宪法的制约，军备也不如中国，所以中国就显得神气了。
至于中国国内问题就更多了。经济过热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黑洞问题，都越来越严重而更难解决。政治上，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和退党运动的持续发酵，使中共有苦说不出，只能制造国际事端来转移民众的视线。至少，制造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就可以使民众放松对中共日益腐败的不满，这是各级党政领导所乐意见到的事情，所以反日活动才得以全面开花。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共这样做法，难道不怕日本撤资吗？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本为了表示对当年侵华的忏悔，以及报答中国勾销战争赔偿，因此给予中国低息贷款。在中国还处于极为贫穷和外汇非常缺乏的情况下，这些来自外国最大的贷款，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着重大作用。据统计，日本从一九七九直至二○○○年为止，先后向中国政府提供了四批约共二万六千亿日圆（约一千六百九十亿港元）的低息贷款，三笔共一万七千亿日圆（约一千一百亿港元）的能源项目贷款，无偿援助则有一千一百五十三亿日圆（约七十五亿港元），以及其他各种贷款一千四百亿日圆（约九十一亿港元）。综合以上各项，日本向中国提供的贷款、援助合共近三千亿港元。此后，因为中国大力发展军备导致日本极为不安，舆论认为中国有能力支出许多军费，就说明不需要日本的贷款了，甚至质疑中国把日本的贷款用来购买军备，日本就更不应该再向中国贷款了，于是以后的贷款就逐渐减少。最近日本更表示三年后停止贷款。虽然北京表示不在乎，然而以目前中国官员对各种资金经手都要“雁过拔毛”的情况下，停止贷款不但损及中国国家利益，更使经手人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当然也是反日浪潮被鼓动的原因之一。
也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因为“财大气粗”而不大在乎外资是否撤走的问题。就如六四后台商给中国输血，当时中国感激涕零，一旦中国经济发展，外资来得多了，中国在经济上也就不大在乎台商而要他们选边站，公开打击“绿色台商”，就是撤走也在所不惜。这种过桥抽板的伎俩就是中共的传统本性，问题是有些人利益当前，会忘记这些教训，所以它也就肆无忌惮的一再上演忘恩负义的戏码。
四，中共的“谢幕”手段
由于这是一场中共执导的闹剧，所以不论上场还是谢幕，都在中共掌控之中。四月十七日日本外长町村信孝到北京访问，他下午到达，会谈还没有结束，人民日报与新华社就同时在下午五点以前发表评论文章宣布反日运动鸣金收兵。理由正如新华社文章所说的，在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领会这次会议的精神，紧紧抓住当前十分宝贵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集中精力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也就是不要再去搞什么反日示威了。当天半夜，新华社又发布中日外长会谈的消息，明明气氛非常紧张，双方不但不握手，而且唇枪舌剑，但是新华社却说：“町村表示，日本在近代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对此深感痛心，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日方愿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关于台湾问题，町村重申，日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李肇星还严正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中国驻日机构和在日中国公民的安全。”
这完全是单方面的消息表示中国的绝对胜利，民众自然不需要再上街了。然而日本外务省否认日本向中国道歉之说。想来中共急于灭火而不惜造谣，凸显流氓政权的本质。至于日本要求中国就反日示威道歉中国表示拒绝，但是日本媒体报导中国准备赔偿，可能由地方政府出面对被破坏的日本外馆与企业进行赔偿，中央政府假作不知维持颜面。倒霉的该是那些“假洋鬼子”的中国企业，如果只是“平反”而没有赔偿，日本政府应该代他们索偿，给他们的“亲日”（例如开日本餐馆或取日本店名）一个鼓励，以培养更多“汉奸”。
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时，深圳的反日民众还在街头高呼口号与破坏与日本有关的商店，在劝阻无效后，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武警把数百名（一说多达一千名）示威者驱赶到旅游巴士上带走。想来也不会法办，因为他们为完成党向日本施压的政治任务做出了贡献。当然，如果明知在中央号召收兵之后还要上街搞破坏，那么就要当心“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了。
四月十八日，中国的亲日派国务委员、前外长唐家璇接见町村信孝，日本一定为当年拢络他的子女而在关键时候没有发挥到作用感到失望。面对反日浪潮，这个亲日官员也讲出狠话。他警告日本说：“今年是二战结束六十周年，时机敏感，若发言不慎，将引发‘想像不到的严重后果’。”什么是“想像不到的严重后果”？是更大规模和破坏性的反日示威，还是中国武装进攻日本？面对这个恐吓，可以预料日本民众会有反弹，非战宪法将进一步修改，还面对北韩这个中共的帮凶，日本也会振振有词发展核武。美国当然也会对日本的安全负责而采取适当的行动。亚太地区将因为中国的暴力崛起而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