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3点，批斗会现场就是不见主要批斗对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后，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因故改期……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同时留下遗书一封。
李立三死后，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放出风来说：6月21日李立三与李莎李立三夫人在汽车上分手时，他的“特务上级”李莎向李立三发出要他自杀的指令，意图灭口。安眠药是李莎交给李立三的。
然而，那“权威人士”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因为：
其一，据6月21日押解李立三夫妇的常某(批斗李立三联络站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6月22日交代，李立三夫妇在车上的谈话根本没有李立三向李莎要安眠药的内容。
其二，6月21日下午常某押送李立三夫妇上了同一辆汽车，原以为是送他们回家。谁知车行到文津街人民医院附属医院附近突然停下，常某命令李莎下车转到另一辆汽车去，李莎当时根本不可能有要把他们分开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她怎么有机会在这时向李立三下达“让其自杀的指令”呢？在这种情况下，李莎怎么会有可能当着常某的面把安眠药交给李立三呢？
其三，据说，1970年华北局机关干部在追查李立三的死因时，原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又说，“李立三自杀时服的安眠药是他自已早有思想准备，早就带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说法同样毫无根据。
李立三服用安眠药有几十年的历史，这点我们当秘书的(指李思慎)最了解。晚上没有安眠药，他不能入睡。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防不测，我(指李思慎)曾经给李立三的服务员胡玉珍明确提出要求：必须加强对安眠药的保管，每晚只给李立三两粒(这是李立三习惯服用量)。后来，在李立三思想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服二粒安眠药不能入睡，就找服务员胡玉珍要安眠药。胡玉珍对他说，李秘书早有交代每天只给两粒，坚持多要不给。第2天，李立三把我叫去，对着我大发脾气，追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安眠药。我笑着回答说：“立三同志，我这是好意。”李立三向我吼着，“这简直是笑话，几十年风风火火我都过来了，难道还经不起这次考验？你不就怕我自杀吗？自杀是叛党行为，这点我明白，难道我能走上叛党的道路吗？简直是笑话。”表现得很激动。但无论李立三怎么发火，我始终不让步。事后我对胡玉珍更加明确地要求：把安眠药保管好，控制好。这说明，服务员每天给他送两粒安眠药，他每天必须吃掉，不可能不吃或少吃积攒起来。也就是说李立三根本没有自带大量安眠药在身上的可能。
直到1983年，河北省委机关在整党中，又对涉及李立三自杀问题(因一些当事人在河北省直机关)进行过一番追查，同样毫无结果，不能自圆其说。
1980年3月，中央决定给李立三召开追悼大会前，中央组织部让李立三的家属子女看了李立三死亡时的医院“验尸报告单”，上面记载：身高1.63米(与实际的1.78米相差了15公分)，体重56公斤。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成了又一个谜……
所以，李立三之“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一道不解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