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九年前写给“民运领袖”们的一份建议，原题为《旗帜鲜明地批评偏安心态，力促台湾与民运结盟》，曾于去年首次全文公开发表。当前两岸正“热”，我翻将出来又看了看，感觉文中的思路，包括对台湾朝野的批评和建言，现仍统统适用。尤其在连、宋眼下去大陆求偏安 －－与民进党不同的是：求“一中”前提下的偏安－－的时刻，更值得重新发表，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寄希望台湾能出一位有挺进大陆、逐鹿中原之大抱负的政治家。须知，台湾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是全世界上唯一能挑战中共政权合法性而又无“干涉内政”之虞的政府！这甚至是超过包括核武器等军力在内的空前的政治优势。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的台湾，谁能敢于和善于使用这“四两拨千斤”的优势，谁就能让中共基于实力的制约和利益的权衡而乖乖地送上台湾最梦寐以求的“国际生存空间”，从而不仅能稳操台湾大选的胜卷，甚至还能稳操台海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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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5-5
（一）
正在追求着在中国大陆建立民主制度的中国民主运动，与已经建立起民主制度的中国台湾，双方可以合作抗击中共专制政权的压迫吗？咋一看来，答案不言而喻是肯定的，其实，实情并不尽然。
今年初，台湾朝野各党在对两岸关系所达成的所谓高度共识中，竟然只字未涉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只字未批评大陆的人权状况。多年以来，大陆的民主运动，它的现状和前景，大体上是在台湾朝野之两岸关系的视线之外。对大陆民主运动的总体冷漠，应算是今日台湾的一种政治生态，尤其若与香港对照，更构成当今台湾政坛的一大奇观。台湾政界近年来在“台湾优先”、“本土化”的推动中，基本上对中共在大陆的各类事务甚少批评。在这方面不仅不如香港，甚至远逊于欧美。
是台湾没有受中共的欺压吗？是中共压它还压得不惨吗？当然不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至今在国际上的一举一动，都会象小媳妇似的受到对岸的严厉叱责；即使它知趣地将本应是堂堂正正的政府首脑造访降低到纯粹以私人名义的什么“休假之旅”、“学术之旅”、“体育之旅”等等，中共也决不放过，并使之不时品尝到它国被迫给予的闭门羹之辱；就更别提李登辉的一趟康乃尔之行就触发一场震惊全球的军事讹诈了。
然而，即使如此，台湾仍不愿涉足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仍然拒绝与大陆民运结盟。因为种种迹象已显示，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其基本战略是放弃大陆，偏安一隅。“统一”至少在眼下是挂在口头上的。寻求两岸政权互不隶属、各自独立才是其真实的追求。
不过全部问题的要害在于，倘若中共让台湾偏安，那大陆民运去与之谈结盟事就当然是强人所难、毫无意义；但事情吊诡恰处却偏偏是：只要大陆是一个专制政权，它台湾就一定是欲偏安而不得；而它真正能享“偏安”之时，则又是大陆民主政权建立之日。可见，台湾受中共压迫；它又有较强的实力，此两点便构成了大陆民运有可能、也有必要去与之结盟的前提和基点。退一万步说，即使倘若有一天中共真的满足了台湾的偏安条件而它或许会转而去与中共结盟，也不能成为我们在今天不去力促其与大陆民运结盟的理由。
如果中国民运不满足于“沙龙化”；如果大陆民运不自我设限于“合法斗争”、“公开性”；如果海外民运不仅仅满足于一年一度定期去中共使馆前的示示威，或隔一段时间在各大洲开开什么“研讨会”以证明自身的存在，那么，民运就应当从战略高度来看待民运同台湾的关系，将与台湾的结盟谈判尽早提上日程。
政治是实力的较量，物质力量是实力的组成部分，结盟则是增强实力的有效途径。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民运在目前，只有想方设法──质言之──将台湾“绑在”大陆民运的“战车”上，就象它台湾现在千方百计要把美国、日本“拖下水”一样，民运才具有在规模上较快地启动大陆地下运动的物质实力。
过去，中共有苏联作后盾；全国有延安作根据地。俄国革命前，反对派的大本营在芬兰；辛亥革命前，同盟会的中心在日本。今天，将中国民运的大本营设在美国与设在台湾，意义和效果会很不一样。在去年台海危机前，国府对中共抱有极大的幻想（允其偏安），那时，谈结盟，火候不到；危机后，它已有所清醒（但幻想心不死），那时去谈，本正是时候。只可惜海外民运的四分五裂是既派不出这么一个代表团，且即使有人去台湾也只是想自己山头的蝇头小利多而对民运作宏观思考的少。不仅如此，一些民运组织（包括期刊），由于“吃人家的口软”，连大声批评台湾都似有难言之隐，就更别谈能就此事达成相当的共识并有统一的行动了。
（二）
从去年底海外民运对王希哲提出加入国民党而掀起的巨大波澜可以看出，民运中人对台湾当局会强力支持大陆民运一事多已相当失望，就更别谈还侈望它会与民运结盟了。其实，台湾之能否与大陆民运结盟，并不完全取决于台湾当局的主观意愿；归根结底，促使中国的两股民运力量结盟作战的推动力是来自中共专制政权。只要它中共专制政权要继续压台湾称臣，台湾与大陆民运的结盟只是迟早的事。
实际上，受中共欺压的台湾，也殷殷渴求着盟友，一个南美小国圣露西亚要与它断交，一个区区几万人的太平洋小岛国帛琉要与它建交，都会强烈地牵动着它的神经。只是眼下它的基本战略是偏安，故其眼睛便只盯在国际上；哪怕这些国家再小、再弱，只要它在联合国还有一席之地，还能投一张票，它都要去用钱将其硬撑起来。在它看来，大陆民运不过是些求施舍的流亡小团体，并未实际构成对中共的威胁。海外民运一些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似乎更加重了台湾的这个偏见。
要游说台湾与大陆民运结盟，当然并非仅是去晓以道义，而更是要去晓以利益和利害，当然也包括必要的批评与妥协。我们今天一方面要高度赞扬台湾的民主成就，另一方面也必须旗帜鲜明地批评它的偏安心态。应该让它明白，台湾的前途实在与大陆的民主化进程脱离不了干系；它与其寄希望于美、日等国的奥援，倒不如寄希望于对岸的抗击着中共专制政权的大陆民主运动。
最近，台湾在外交上连连失守，战得很苦。继南非、巴哈马之后，加勒比海小国圣露西亚也弃它而去。台湾今天的二十几个友邦的数量，其实本来就是靠这些在地图上找都难得找到的若干个非洲、拉美的穷小国家来凑数的，现由于中共的外交围堵战略，就连这些芝麻小国它台湾也难以保住了。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难免有一天会发生骨牌效应。台湾今天拒绝与大陆民运结盟，是基于它总存有那么一点侥幸，总期期然中共会放它一马，默许其偏安。其实，当它今天还有着那么二十几个邦交国时，它可以这么去想，那么，当它的友邦数降到二十以下，它还可能这么去想么？当这个数子再降到十、甚至五以下时，它还能对彼岸那呼吁它应将气力使在掀翻中共专制顽石之行动中来的期待无动于衷么？
其实，当在台湾的某些中国人对南非、巴哈马等国的所谓“背信弃义”而义愤填膺时，他们可曾想到过：凭什么你台湾为一己的偏安而可以放弃自身的责任、义务而不去“得罪”中共，却偏要那些与中国人根本沾不上边的“洋人”、“土人”们去为你台湾的利益而招惹中共呢？同理，大陆的在专制压迫下受煎熬的广大老百姓、大陆的正处于艰苦卓绝斗争中的民主运动，不是更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视你们的那些个逃避自己本应尽的改变中国专制制度之义务的举措为“背信弃义”么？
颇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巴哈马外长还是圣露西亚总理，在选择与中共建交时，均表现出“实难两全”之内疚心情，并同时对台湾的友情和援助给予高度的赞扬和感谢。其实这种心态，岂止巴哈马，南非总统蔓德拉不也是这样地久久难决，痛苦万分！世界史上历来两国断交，或是由于战争，或是基于交恶，哪有象眼下不少中华民国的断交国这样还与之恋恋不舍、实难割爱的？！然而“恋恋不舍”也罢、“实难割爱”也罢，最终还是舍、还是割了，这个中原委就很值得玩味和推敲。无论南非也罢，巴哈马也罢，圣露西亚也罢，乃至美、英、法、俄以及一百多个联合国成员国也罢，不是人家不同情你台湾，不是人家不明白你台湾的民主制大大优胜于大陆的集权专制，但人家毕竟不能代替你中国人自己去解决你们中国内部的政治制度问题。中共一再贬低、矮化台湾只是一个经济实体，可这些年来，国府在两岸的实际政治较量中，又在何处展现出正如它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是与彼岸平起平坐的“政治实体”呢？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共在国际上对台湾穷追猛打，是它欲将其专制统治推及于台湾之政策
的延续；而台湾呢，它在国际上的被动挨打，难道不是你在两岸关系上经年来手中越来越少筹码之政策的恶果吗？
诚然，支持大陆民运，这种对中共的致命“将军”棋，无疑会给台湾带来一定的风险和代价，然而，这恐怕是台湾手中今天唯一可用于遏止住中共那咄咄逼人之外交攻势的一张王牌了。况且，这种风险和代价较之“台独”的风险和代价又如何？较之有可能来临的台湾邦交国之一个不剩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风险和代价又如何？在今日的两岸政治谈判桌上，民主的台湾对于专制的大陆，要稳操其主动权，其实是并不困难的，这不过端赖其有无相宜的战术罢了。当年胡宗南占领延安，毛泽东在远远的大别山放上刘（伯承）邓（小平）一枚棋子，陕北之困便顷刻而解；那么，今天的国府为何就不可在大陆结盟大陆民运布几枚杀着棋子，以解它自身在国际上被中共围堵之困呢？
(三)
眼下，中国民运基于利益的相关性和互补性，而在与台湾的结盟谈判中，至少可以开出两张“利益支票”：一张为远期；一张为中期，（近期为负债）。两张都是紧扣台湾现今所孜孜以求的战略利益，即：和平统一前的两岸政权之互不隶属。
远期是指：一俟大陆转变为民主政体，以双方承诺未来条件成熟后两岸应和平自愿地走向统一为前提，民主政府将承认两岸政权统一前的互不隶属。并由此自然导致不反对中华民国与它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以两德、两韩模式加入联合国。据此，应向其指出：大陆民运的成功，既然可使你曾以十亿美元“买门票”而不得入的进联合国一事迎刃而解，既然可使你那收效甚微且年复一年不得不耗费的如天文数字般的国际公关费及军费骤然下降，那么现在你花点代价援助大陆民运实在是再合算不过的了。
中期则指：与之结盟的大陆民运的壮大，将会大大增强台湾在与中共作谈判时的政治实力地位，民运承诺在一定的阶段允许国府打“民运牌”，即用是否支持大陆民运作为台湾在与中共作政治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民运作此承诺，当然算是一种预设的妥协。但台湾既要用此筹码，就意味着它应扶持大陆民运壮大到足以使中共感到很大压力的相当规模。而届时，即使台湾因寻求同中共的妥协而中断某些援助，民运（主要指大陆本土部分）也至少不会象现在这样弱小，起码已应大体具备了自我滚动的再生能力。
除了上述两条外，民运还必须晓以利害，提出警告：有无外力援助只会制约大陆民运成功的早迟，而不可能决定它的成功与否。但是如果台湾眼下在大陆民运最艰难的时刻袖手旁观，那不仅国民党也许将很难再有在大陆获得认同的可能，而且，基于完全可以预料的大陆民运内部以及大陆民众中因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普遍失望而积蓄已久的怨气，故即使民运成功，相当一段时期内，两岸关系的进展包括台湾孜孜以求的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生存空间的突破，恐难获得大陆民主政府的奥援。
既然，与台湾谈判结盟，从中国民运的进程、尤其是从国内民运的困难状况来看，此事应尽早提上日程，故倘若大陆民运各组织一时无法就此谈判及派出代表团一事取得共识，那么，作为替代措施，先考虑委托一、两位代表去作先期的“务虚”游说亦可。中国民运眼下似乎正需要这么一、两位“说客”，他既超脱于海外各山头的利益纠葛从而有可能为各组织所默认，又能被国内民运界认同，同时，本人还具备相当的宏观视野和谈判能力。三国时诸葛亮几下江东，凭三寸不烂之舌，舌战群儒，说动东吴结盟抗魏；战国时也有合纵连横的故事。中国民运眼下正需要自己的诸葛、苏秦和张仪。
这项以“结盟”为目的的谈判之意义，不应是如以前某些民运人士去台湾仅就某一具体项目如办一杂志、开一个会议等等之类而寻求资助，大致也不会是去谈一、两次就能见到效果。它大体得经历这么一些阶段：1）开辟一条可直达其决策层的谈判渠道；2）提出问题，让对方（包括在野党）权衡、思考；3）达成意向性的承诺；4）设立一个大型的常设的民运基金，并为此建立一套科学、严格、高效、可行的管理制度；5）设立民运地下运动的训练基地；6）双方建立常设的沟通渠道。整个过程，前3项为前期，因只是务虚，一、两个说客即可承担，此后，就得整个民运界获得共识了。倘若能借此推动整个民运界的大联合，就更是再好不过。
考虑到对方也许会以只谈具体项目的意愿来刻意回避结盟事，故我方事前也可准备若干项目。例如：要求将其以前向大陆广播的高功率电台拨一个供民运使用；为民运开辟一个向大陆发送信息的卫星频道；制作用于运去大陆散发的民运文选一类磁盘或光盘，在Internet上建一、两个高效率、高质量的民运信息网站……等等。对方即使承诺了具体项目，我方仍还要抓住结盟一事不放。
在与台湾的结盟谈判中，应在达成实质性的合作前，先从总体上探讨、确立各自在今后合作中的定位和相互关系。其原则可大致有三：
a) 为在大陆中国建立民主政体而发生的海峡两岸民主力量的合作，双方各自均是从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而为之。质言之，从原则上讲，支持、援助均是相互的、而非单向的，尽管双方在获取对方援助的具体内容、形式、结果、时效等等方面会有所差异。譬如，一方可能主要是从过程中获取帮助；而另一方则可能主要是从结果中得到收益。
b) 双方组织结构彼此独立。尽管双方都认同一个中国，尽管双方都追求中国的统一，但毕竟双方所追求的现实目标──中国大陆的民主政府，乃是一个与现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互不隶属的独立的政权。故中国大陆民主运动与中华民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应类似于一种各自独立而又相互支援、协调作战的盟军关系。
c) 充分尊重各自的特殊利益。大陆民运方面绝不能因为大陆民主政权的建立将大有利于中华民国，就不顾国府方面有其国家利益的综合考虑而要求其无条件地提供援助；而国府方面也不能因其提供了对方眼下急需的物质援助，就视或企图视大陆民运组织为其在大陆或海外的分支机构，插手其内部运作。
总而言之，面对强大的共同的对手中共专制政权，台湾海峡两岸的民主势力中有远见的政治家们，均应从战略上认真地思考并着手于将双方的政治结盟提上议事日程。
初稿于1996.11.
二稿于1997.11.
布达佩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