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驾崩，新的教皇本尼迪克十六继位。当世界向这位羽化登仙的世纪伟人告别时，各国主要政治人物，除了中国领导人以外，几乎都前往梵蒂冈向他表示最后的敬意。不仅来自基督教世界，而且来自伊斯兰世界，其中既有美国和伊朗的总统，也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总理。甚至古巴共产党的官员也来为他的去世表示悼念。美国之音和 BBC，世界各地的大小报刊都纷纷报道教皇的身世和贡献。最受称道的，是他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反抗，对苏联东欧专制垮台所发挥的作用，他在遭受枪手刺杀受伤后，仍然请求宽恕凶手，并与凶手兄弟相称，还有他走访犹太教教会，向犹太民族表示歉意，检讨当年法西斯残害犹太人民的时候，天主教教会没有关注犹太人民的悲惨遭遇。
但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恐怕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最震撼人心的举措，莫过于他为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公案的平反和道歉。因为作为梵蒂冈教会的最高领导人当然会反抗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营垒，宣扬“爱你的邻人”的传道者，当然决不会认同共产党人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践。主张 “宽容”甚至去“爱自己仇敌”的人，当然可能去跟行刺的青年称兄道弟。以忏悔文化为主要特点的天主教会向犹太民族表示忏悔和歉意也不足为奇，是理所当然的忏悔。而为伽利略历史公案宣布平反和表示道歉，却牵涉到天主教教会的教义的诠释，牵涉到《圣经》及其意识形态。伽利略案是四百年来基督教教会的重大思想禁区。然而，约翰保罗二世没有因此退避三舍。他登基伊始，便责成手下组成专题小组，专门研究伽利略历史公案的解决之道。1979年梵蒂冈举办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他就提出要为伽利略平反，而且公开承认，伽利略公案是“教会无法磨灭的污点”。 1992年十月三十一日约翰保罗二世正式向世界宣布，为伽利略历史公案表示道歉。约翰保罗二世实际上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扮演了基督教文化与现代科学实现和解，重新携手的角色。在哥白尼和伽利略生活的时代，教会的教条成为了近代科学发展的阻碍。宗教裁判的悲剧正是这种冲突的集中表现。此后科学不断发展，不断夺取宗教神学的世袭领地，恩格斯曾经志得意满地在论述中嘲弄神学和教会。可是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科学的逐步走向极端，科学的局限和弊端也逐步彰显无遗。对于科学主义的痛定思痛，人类发现科学并非万能，科学的滥用足以造成遗患无穷的灾难。人们不得不承认，人类仍然需要包括宗教在内的传统的人道价值观。教会和科学都已经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教会不再强行占领科学的地域，强作解人。科学也承认传统的价值，接受道德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教皇为伽利略公案的平反，刚好标志了科学与教会重新携手时代的开端。约翰保罗二世正是这位“圣之时者也”。
直观的对比
在数十年无神论教育背景的中国大陆，反宗教小说《牛虻》曾经多年畅行不衰。梵蒂冈被妖魔化为一座反华反共的堡垒，教皇被描绘成反革命、反科学的意识形态敌酋。中国大陆的人民只知道梵蒂冈跟台湾建交，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彰三十年关押决不认罪的上海主教龚品梅等人，支持国内非官方的家庭教会，甚至胆敢册封中国历史上殉教的中外人物为圣人。中国大陆人民很少知道梵蒂冈是一座什么样的欧洲古典文化重镇，不知道那里有如何丰富的图书馆、博物馆的文物和艺术馆藏，不了解梵蒂冈本身就是一方遍地杰作的建筑艺术展览地，而教皇本人也是一位旷世罕见的语言奇才、博学多闻的教授和学者。正是这样一个教会，居然并不坚持错误，敢于面对世界公开承认历史上的不公正。这是何等的胸襟和气度？中国人不由得不把约翰保罗二世跟中国党政领导人加以对比。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许多所谓右派言论，今天都一一被证实为真理和常识，至少五十多万右派获得“改正”而恢复名誉，可是仍有所谓的六名大右派不予“改正”，以维持党中央关于“反右是必要的，仅仅是扩大化”而已的荒谬结论。全国三年的大饥荒造成了至少三千万以上的人民非正常的死亡，中国的教科书从来都绝口不提这样惨绝人寰的史实（中国官方指责日本教科书问题，其实日军杀害的中国人比共产党害死的人数还少得多）。文革的浩劫又造成多少人民的非正常死亡，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中国党政领导人除了作出个案的平反之外，何尝面对世界面对中华民族作出过道歉？党的历史问题决议中没有任何道歉之词，党的宣传中只有“党交了学费 ”，“娘打了孩子不觉疼”之类的说教。
科学领域的对比
一般来说，自然科学的结论可以经过实验，反复验证，比较容易获得正确的解释。政治主张和社会科学的结论，往往需要更长时间的实践和选择，不太容易短期内获得正确的评价。所以社会、政治的争议更加需要宽容和容忍。可是北大校长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与毛泽东相左，就让他去职反省，打入冷宫，结果“批倒了一个人，多生了几亿人”，贻误了整个民族的建设战略，党从来没有向人民为此道歉。其余关于方针政策的争议则更是酿成了中共党史上数不清的血案，从富田火并，到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从高岗饶, 漱石，到彭德怀，刘少奇，直到被软禁至死的赵紫阳，还有林昭、顾准和张志新等知识分子，说明党一贯不能容忍即使是内部的不同意见。更不必说，不给六四被杀害的学生市民平反，不给法轮功学员平反，六四只是一场和平的谏言运动，法轮功只是不同的信仰和修炼而已，血腥的镇压说明党远远比梵蒂冈教会更不宽容，更加嗜血凶残。当教皇奔走天下, 向所有教会和政治力量呼吁宽容与和解的时候, 中国党政当局却在搜捕网上自由写作的作家, 并把和平修炼的法轮功逼上政治反抗的道路。
时代远近的对比
再从历史时代来比。《圣经》的产生大约要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甚至更早的神话时代。《圣经》中的许多论断其实在当时是早期人类的科学，今天则被我们看作美丽的神话。它与科学研究的结论发生冲突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在现代科学尚还远不昌明的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拘泥于《圣经》的教条而对哥白尼、伽利略作出不公正的裁决，当然是错误的，违背人道的，但是从时代的局限上看，又多少还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共产党人自我标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问世至今，还区区不到两百年。马列主义的论断跟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许多不可回避的冲突，（例如社会主义腐败衰亡，资本主义反而欣欣向荣），而且五十年代的北大右派学生谭天荣和七八十年代的科大教授方励之都已发现恩格斯、列宁的一些自然科学论断不周延，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发生怀疑。马列产生的时代如此晚近，又以“科学”相标榜，受到质疑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宗教裁判已经过去四百多年的科学昌明时代，中国还持续发生如此蛮横的压制不同意见，政治迫害的惨剧。共产党人的政治惩罚，唯火刑之外，杀（头）、关（押）、管（制）、劳改、革职、软禁，都跟宗教裁判几乎一样严酷，而且更加株连亲属，至今还没有完全废止。
梵蒂冈与中国的关系
胡锦涛提出意识形态要学古巴，古巴曾邀请教皇到哈瓦那布道，教皇去世后，古巴也派员前往吊唁。胡锦涛在这方面学不了古巴。梵蒂冈关心中国天主教教徒的信仰自由和人权状况, 他们愿意放弃跟台湾的正式关系, 以换取同中国建立正式关系. 倒是中国当局进退维谷。 梵蒂冈拥有亿万信徒的真实情况, 敢于面对历史和科学的负责态度, 都令中国当局感到相形见绌.，左右为难。约翰保罗二世五十八岁登基，立刻突破意识形态禁区，以爱心和宽容拓展了梵蒂冈影响力的天地，胡锦涛五十九岁“接班”，处处都继承和维持前任领导的老例。当年马列作家嘲弄教会在科学面前节节败退的言词，今天拿来描写中国当局面对民主人权理论而进退失据的窘态，实在惟妙惟肖，恰到好处。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现居德国。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