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起家
据中国新闻周刊刊文报道，在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发展之初，大都经历过靠逞凶斗狠、杀人越货积累资金的血腥岁月。湖北荆州以胡世洪为首的“道仁”黑恶集团，未成气候先买枪购弹，招兵买马，胡世洪及其“军师”陈军负责幕后策划，一帮“马崽”在社会上横行霸道，称霸一方；重庆以封曼为首的黑恶集团靠一帮刑释解教人员和地痞流氓起家，以寻衅滋事、杀人抢劫、坑蒙拐骗、敲诈勒索为能事，疯狂搜刮钱财；郑州以宋留根为首的黑恶集团为收敛资金也是刀枪开路，树立“权威”。
据调查，大陆境内土生土长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魁首几乎都有劣迹前科。如封曼1982年因聚众斗殴被判两年徒刑，1990年因介绍妇女卖淫被劳动教养三年，这期间还因治安违法被治安处罚四次；辽宁抚顺曲全国雇佣的干将冯刚1990年因私藏枪支、1996年因敲诈勒索均被劳动教养三年，1999年因伤害他人被劳动教养一年零六个月。他们的生命历程好像陷入了这样的怪圈：生活就是犯罪，犯罪就是生活。
黑社会背后都有保护伞
黑社会性质犯罪分子的身份如此独特，活动范围也相对固定，从不忌惮光天化日之下实施暴力，却竟能横行数年甚至上十年之久，若说当地公安政法机关事先毫无觉察，有谁相信？因此很难相信他们的背后没有各式各样的保护伞。
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深知“两手都要硬”：一手要心狠手辣，一手寻求“保护伞”。第一手不硬难于敛财起家，第二手不硬难于长期立足。浙江苍南以许海鸥为首的“托运部”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就设立了专门从事拉拢腐蚀干部的“公关部”，其负责人张明清对当地党政各部门的主要领导的阅历、爱好、社会关系、家庭情况烂熟于胸，一天到晚就忙于迎来送往、请吃行贿、歌舞娱乐，腐蚀了一批干部。于是乎端掉一个黑恶势力集团，往往又挖出一窝被拉下水的腐败分子。哈尔滨以 “乔四”宋永佳为首的黑社会犯罪集团，竟拉起了一张牵涉近百名干部的“关系网”，其中处级干部二十余名，科级干部三十余名。
身为国家干部尤其是政法干部为何心甘情愿替黑社会充当“保护伞”？主要是利益驱动和情色诱惑。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编织“关系网”的手法非常原始却非常有效，主要靠钱色牵针引线。部分思想变质、品行败坏、生活堕落的干部极容易被黑社会犯罪集团的“糖衣炮弹”所俘获。而黑社会势力一经得到“保护伞”的翼护，就无异于与腐败分子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从而筑起一道逃避法律制裁的屏障。
历史证明，罪恶的力量一经得到合法权力的翼护，就必然会形成“权威”。而“权威”－－无论合法还是非法－－一经形成，社会就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和效力。因是之故，尽管普通群众是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直接受害者，也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接受他们制定的“行为规范”，有些人甚至还主动请黑道“摆平”自己的纠纷。2000年元旦上午，当冯刚率领十多个手下手持棍棒把不愿搬迁的三家“钉子户”的门窗玻璃砸碎后，这三户人家只得搬迁；当深圳以钟国和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一帮“马崽”端起冲锋枪把一家酒店打得稀烂后，附近一带的所有酒店就只得向钟国和购买每桶高于市场价格80元的啤酒。这种事例是不胜枚举的。我们既不应指责普通群众缺少与犯罪分子英勇拼搏的勇气，因为孤立的个人历来无法抗衡有组织的暴力；也不应指责普通群众缺乏与“保护伞”作斗争的主人翁精神，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公民行使民主监督权利风险之大、成本之高，确非孤立的个人或家庭所能担当。
公司化成为发展趋势
有了“保护伞”的翼护，有了普通群众默忍的社会基础，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就有了从容经营的时间和广阔发展的空间，进入公司化发展阶段。调查显示，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在聚敛了相当的血腥资金后，就开始开公司、办企业，把罪恶之手伸向经济领域。“道仁”黑社会犯罪集团在1995年成立“道仁兄弟公司”后，几经发展又成立了芙蓉酒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金鑫汽车修配有限公司、特种养殖有限公司、道仁家禽交易商行、万发贸易公司、煤炭化工原料公司、装璜装饰部等下属单位。由于一个地方的经济结构决定着一个地方的利益格局和财富流向，因此，当地什么行业、产业兴旺，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就成立相应的公司“名正言顺”地把持这些行业、产业。郑州纺织品交易繁荣，宋留根便成立了“创业货运公司”，垄断这里的运输业务，导致当地纺织品贸易一度为之萎缩。
由于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成立公司的目的在于以公司为平台向社会经济生活渗透，搜刮财富，它们的公司主要也就是两类：一类是从事非法经营的公司，另一类是从事垄断经营的公司。这两类公司都公开违反国家法律、商业规则、社会公德，其运作就不可能直接诉诸合法权威的保护，而习惯于根据黑道规矩来“摆平”，并在组织内部建立了这种“摆平”机制。广东中山市以黄耀满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开办的“利群典押行”，实际上是一个设局开赌的窝点。在赌场上输钱的人可以将贵重物品典给“利群典押行”。“利群典押行”设定专职人员负责 “讲数”、“收数”，以确保赢家能拿到钱，输家不敢赖账。
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尽管披上了“公司”的合法外衣，但掩盖不了以非法的有组织暴力为后盾，追求对一定区域的社会资源的控制之社会本质。从权力结构看，黑社会犯罪集团一般都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系统，黑老大掌握绝对的权力。如浙江苍南的“托运部”黑社会犯罪集团内部规定所有重大事项由首领许海鸥决定，一般事项事后也必须上报许海鸥。许海鸥甚至对内部成员享有杀生予夺的权力。敢死队队长董明光就因不听组织指挥，被许海鸥以斗殴的名义刺死。有些黑社会犯罪集团还规定了残酷的纪律。四川资阳的“黑豹”集团的“帮规”规定：所有成员绝对服从老大的安排，加入组织后不准退出，不得泄露组织的秘密，不准背着组织干私事，因组织安排出了事，由组织负责营救，临阵脱逃的要剁掉一只手，出卖组织的杀全家。
从公司组织机构看，黑社会犯罪组织和职能系统与正规合法的公司颇为近似，设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经理、业务员、会计、出纳等职位。但这些职位的职权与正规合法的公司大相径庭，职权完全与黑社会犯罪集团成员在组织中的身份地位相对应，实际上也无所谓职级编制，往往因人定岗。公司有事，整个组织的人马都可以一齐上阵，很难区分哪些人属于公司，哪些人属于组织本部。
打黑必须釜底抽薪
由此可见，实现了公司化发展的黑社会犯罪集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系统结构，有着独特的运作规则和程序，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和扩张力。只要组织结构不解体，少数成员的损失和受到经济制裁只能伤其皮毛而难于动摇其根本。它们对国家、社会和大众的危害主要不在于破坏了合法的秩序，侵犯了某些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而在于它试图按自己的价值规则来规范社会秩序并以有组织的非法暴力来维持这种秩序。事实证明，当人们长期屈从这种秩序和规则后，就会养成服从的习惯。“打黑除恶”的斗争实践也已表明，尽管我们造成了强大的声势，但很多案件仍面临着发现线索难、取证难、破案难、抓捕难的困境，足见黑社会犯罪集团的公司化发展对政法工作的群众基础破坏之深。
一种公开的罪恶如果只是个别现象，也许可归因于工作的疏漏，但如果蔓延成普遍的社会问题，则毫无疑问是根源于制度的弊端。在持续了二十年的“严打”斗争中，黑社会犯罪却出现了公司化发展的趋势，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
黑社会犯罪的公司化发展绝对不是孤立的现象，与整个社会环境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单用严厉打击这一手，而社会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不能得到切实的落实，难免有“打不胜打”之患。现在我们强调“打黑除恶”要与铲除“保护伞”相结合，实际上就是要与开展反腐败斗争相结合，可以说找准了问题的症结，是我国社会大发展、大变革时期打击犯罪的经验总结。
同时还必须更进一步，要坚持反腐败斗争与加强民主监督相结合。只有普通群众能够轻松自如地行使民主监督权利，他们才能真正、普遍地从孤立无助的境遇中解放出来，黑社会犯罪集团的保护伞才能从源头上铲除，打击黑社会犯罪才能收到釜底抽薪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