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泡沫经济虽然已经过去15年了，但在日本国内其作为一段沉痛的历史教训，还在不断地受到专家学者的探讨研究，以避免类似的错误重演。可是在世界范围内，类似的悲剧恐怕正在上演。反过来说，假如时间能够倒流，在日本80年代那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国际环境下，以现在对泡沫经济的认识水平，人们能否明智地采取种种打压泡沫的政策措施，避免泡沫经济的发生呢？对于这个问题，很多的日本专家持悲观的态度。这是因为，促使并放任泡沫经济产生的各项政策措施并不像人们事后评论的那样愚不可及，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氛围下，这些政策措施被认为是恰当的，并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与支持。如果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采取事后看来是正确的政策措施，那么你也许只有承担失败的风险，却不会享有成功的荣光。因为在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是不存在的。这就需要决策者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来推行自己坚信正确的政策措施。而正确的知识只能来源于对历史的科学总结。历史虽然不会重复，可是历史又往往惊人地相似。有日本学者回顾泡沫经济时期自己的想法时说道：“对于消费价格及批发价格都很平稳而只有资产价格急剧上升这一现象，我以为这只是股票、房地产等特定市场的问题，未必是整体经济的问题。可是翻开历史，同样的泡沫已重复了无数次，而当它在自己眼前发生时却没有想到，真让人羞愧不已。”他人的失败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应以此为鉴，避免再去验证一次。
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繁荣”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当时日本央行实行的宽松的金融政策，它是“泡沫生成的必要条件”（日本前央行总裁速水优语）。“广场协定”达成（1985年9月）之后，为了减少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强势日元的闸门被打开，开始了大幅度的升值。在“广场协定”达成前一天的东京汇市上，1美元＝242日元，而到了1985年底，美元就已跌破了200日元的大关。到1988年年初，美元甚至跌到了1美元＝128日元的水平，在短短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日元升值了将近一倍。日元的急速升值给日本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经济出现衰退的征兆。为应对这一局面，日本央行在1986年分四次把基准利率从5%下调到3%，并且在87年2月再次下调0.5%，达到当时的历史低点2.5%。80年代的日本经济不像现在这样疲弱，表现出惊人的适应性。通过技术革新及经营合理化等努力，高科技产品出口大增，到了87年年中，经济就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本来这时央行应考虑加息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可是由于当时国际及国内的情势，迫使日本央行把2.5%的超低利率维持了2年零3个月，直到89年5月31日才上调到3.25%。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的最大负面效应是，强化了人们对低利率将长期持续的幻觉。
当时的国际因素是，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出现“黑色星期一”的暴跌。为了防止美元也因此大跌，出于国际协调的考虑日本央行被迫维持低利率政策不变。国内的情势主要是物价的持续稳定。传统的经济学认为，经济复苏将带来信用的扩张，通货膨胀也会随之出现。所以央行应在经济出现复苏迹象时就开始逐步调高利率，以防止通货膨胀的蔓延。可是当时由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使得进口商品及原材料价格下跌，导致CPI出奇地平稳，批发价格指数甚至还一度出现负值。
低利率的长期持续使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出现了所谓的“过剩流动性”。本来这应该反映在物价上，可是由于日元升值而没能显现出来。在日本政府扩大内需政策的鼓励下，全国掀起了国土开发热潮，到处兴建休闲娱乐设施，建造商品房及高档写字楼。大量资金流向了股票及房地产行业，使得资产价格出现暴涨。从1986年夏季开始，日本央行就用“干柴”这一比喻来指出潜在的通货膨胀危险。可是这一警钟由于迟迟没有出现的通货膨胀，不光没能说服广大的民众，连日本央行自己也开始发生了怀疑。日本的CPI在泡沫经济的末期才开始缓慢上涨：1989年3月比前一年上升了1.1%，到1990年4月超过了2%，同年11月达到了3%以上，一直到1991年8月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本来日本央行
在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时便开始调高利率，可是这次却是在通货膨胀出现之后才调高利率。当时的日本央行总裁澄田事后承认了这一做法的失败。当时虽然知道不断地下调利率会导致资产价格的上涨，可是当时日本央行的优先目标是汇率及物价的稳定，从而轻视了资产价格的上升，结果导致了资产的通货膨胀。这里让日本央行烦恼的是，为了防止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实现持续的物价稳定，就必须在统计上的物价稳定阶段便开始大幅度地提息。可是在当时这种大环境下，谁又能自信看清了整体经济的方方面面，并且有绝对的权威果断加息，逆势而行呢？泡沫吹大的前提条件是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而物价一旦上升，宽松的货币政策便无法维持下去，大规模的资产价格泡沫也将不会形成。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物价稳定是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必要条件。
日本前央行总裁速水优在检讨当时金融政策的失误时这样说：“围绕当时泡沫的发生及扩大，金融政策在什么方面负有责任这一问题，我认为重要的是，在景气恢复已明确化了的1988年下半年以后还比较长地维持低利率，使得这种低利率将永存下去的期待在一般人的心中扎下了根这一点。这是泡沫经济扩大的原动力之一，对于这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必须深刻反省。”这就是说，利率政策必须具有弹性，而决不可长期停留在某一低水平，从而造成人们对于未来资产收益预期的偏差。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辨别何为泡沫，何为正常的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在判断出现差错，出台了错误政策的情况下，哪个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造成的危害大？对于这个问题速水优认为：“实际上，在泡沫扩大的过程中，是否是泡沫的判断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我们无法否定这是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可能性。比方说，在当时东京地价暴涨时，人们所举的一个在当时很难分辨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理由是：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的提升。必然的，中央银行总是面对着两个不同的风险，……一个是，经济在正要获得飞跃性的发展时，如果错误地采取紧缩政策，就可能剥夺一个大好的成长机会；另一个是，把只不过是虚幻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误以为是真实的，放任泡沫的扩大。中央银行在进行政策判断时，不能光注意哪个风险的概率高，还要关注在政策判断出现失误的情况下，哪个造成的社会经济成本高这一问题的评价。泡沫经济时期的经验显示了，对于把只不过是虚幻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当成是真实的这一错误，从长远来看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一点，当时的日本银行的认识是有所不足的。”
在速水优看来，放任泡沫的扩大所造成的损失，远比错误地采取紧缩政策而给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要大。事实也确实如此。进入80年代后，支撑日本战后30多年高速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都渐渐地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了，而这时出现的日元升值在客观上加剧了这一点。日本当时应利用这一危机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可是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却只顾眼前的经济繁荣，从而放任泡沫经济的形成与扩大。结果该改革的没改革，该调整的没调整，不仅白白浪费了4、5年的大好时光，而且给以后的经济体制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经济学理论还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之中，更何况当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主要是针对西方经济的历史经验总结。因此，我们在应用发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经济发展时，一定不能脱离对具体现实的研究。日本的泡沫经济对我们的一个启发是，中央银行的金融政策不能完全以CPI的涨跌为依归。这个除了CPI的统计方法本身有问题外（比如没有把房地产等的资产价格的涨跌包括在内），CPI的涨跌还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经济的实际情况。拿日本来说，当时除了日元大幅度升值外，日本经济还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通俗地说，日本当时面临全面的产能过剩，即通货紧缩陷阱。
如果不是出现了泡沫经济，日本90年代经历的通货紧缩局面有可能在80年代中期便提前到来。不对过剩产能的行业进行压缩调整，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经济脱胎换骨，上一个新台阶，国民经济就有可能陷入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因为泡沫经济的冲击，日本不仅错过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而且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是日本迟迟不能
走出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困境的一大原因。
回过头来看我们国家。虽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我国与当时的日本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相比日本还有充分的发展潜力，可是我国当前的经济表现却处处有当时日本的影子。首先，我国经历了90年代初开始的大规模投资，到了90年代末出现了普遍的供大于求现象，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局面；其次，人民币虽然没有像日元那样大幅度升值，但在历史上也第一次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最后，我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可是低利率政策却比当时的日本持续了更长的时间，利率也更低。而在这些现象背后，我国同样面临着通过改革各种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来化解诸多矛盾的问题。这种时候如果企图通过制造虚假的繁荣来化解眼前的矛盾，只会像日本一样把问题越拖越严重。
日本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第一，汇率的调整并不能阻止经济的泡沫化；第二，尤其在CPI的稳定时期，我们更应该当心资产的泡沫化；最后，我们应处理好眼前的经济繁荣与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当前反对加息的理由之一是，目前的经济过热并非全局性的，所以加息有可能影响经济繁荣。速水优对日本泡沫经济的反省给
我们的启示是：在面临这两种风险时，牺牲暂时的经济发展，比起听任泡沫经济扩大可能造成的危害，从长远来看前者要小得多。总之，我们不应过多地纠缠于CPI的涨跌，把CPI的涨跌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唯一风向标，重蹈日本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