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五月份争鸣杂志罗冰报导，四月初，中办（中央办公厅）、国办（国务院办公厅）就社会各界的反日运动，下达过三次文件，召开过三次电话会议，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也开过三次会议。
报导说，四月八日，中央成立了非常设的对日工作小组，操控反日活动，由罗干任组长，副组长有刘云山、周永康、王刚、李肇星。这五人小组就事态发展直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报告。（请注意：这个小组不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外事小组”〔中共有常设的“外事小组”〕，而是针对国内，专为操控反日游行而设的。组长罗干是专管公检法，专门对付“敌对势力”的。）
报导说，四月十二日，温家宝发表了强硬的对日讲话，这等于间接给反日大游行下了动员令；再加上在各地请示对游行的态度时，中央的指示是“爱护、关怀、指导”，而不是禁止，于是，全国各地反日潮一 浪接一 浪。
报导说，中办、国办召开电话会议，发出有关指示、指令：（一）四月二日下达：不搞社团间串联、联署，不搞跨地区、跨界、跨部门活动；不搞全国性、跨地区性的集会、游行。
（二）四月八日下达：要限制、控制、劝阻参加游行；要控制、劝阻下岗、失业人员参加；要控制、劝阻党政机关干部参加；要控制、劝阻国家事业、国有企业职工参加；要控制、劝阻中学师生参加；要控制、劝阻社会、团体发动、号召。
（三）四月十日下达：不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新华门等国家机关、广场集会、游行、示威；不准在外国使馆区域集会、游行、示威、过夜。
（四）四月七日、四月十二日，二次电话会议上都强调：公安、武警未经请示、批准，不准动用驱散人群的工具，发生冲突，不准动用武力，不准对参加游行、示威人士以某条例拘捕。又强调：要警惕不良份子混入煽动搞事，要警惕境外敌对分子煽动，制造谣言，制造事端。
于是，“六四”以后中共从未允许过的游行示威，在中国各地合法地出现了。
报导说，四月十八日，国办通报：至四月十七日为止，全国有二十五个城市先后举行了反日集会、游行、示威，有二百八十多个团体、单位，一百零七所大专院校、四十一所中专技术学校参加。整体活动是正常、平和的，发生了十多次个别较为激烈的行为。至四月十七日，各网络上联署达二千八百二十三万多人。
这场反日运动兴起之后，世界舆论纷纷指出，对游行示威一向都要“消灭在萌牙之中”的中共，如今忽然允许大学生上街，这肯定是官方有意识煽动起来的。事实果然如此，上述中办下达的指示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其实，中共当局更害怕的是：走上街头的群众实际上是心里有“气”要发泄，这“气”有多大成分是不满日本，有多大成分是不满中共，中南海是清清楚楚的。万一这“反日”之“气”变成“反共”之“气”，那事情就没法收拾了，所以到了四月下旬就迫不及待地鸣金收兵。于是“党的喉舌”赶紧发布说教：要“以大局为重”啊，要“相信党中央”能处理好中日关系啊，等等。原来对日本横眉怒目的姿态一 下子变得和蔼可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