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容: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

发表:2005-05-21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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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门的“叶师傅”

我们住的四层楼还有一套房子,是三间一套,他们的房门对着我们两间一套的房门。我们这位邻居叫叶子龙,是大大有名的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秘书。

我们两家的房门常常是敞开的,互相常来常往。叶子龙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外孙住在那里。叶子龙那时还没有“解放”。他身强力壮,精力旺盛,很会生活,又健谈在生活方面,他是我们的顾问。那会儿时兴称呼“师傅”。我们都叫他叶师傅。因为,像我们这一号人,称什么“长”不合适,称“同志”既生分,又不知道对方有没有问题,称“师傅”还带点工人阶级的味道。现在想来,称“师傅”充满了“时代感”,妙极了。他的小女儿小名叫二娃子,是陕北人的叫法。小外孙才四五岁,有时候他们出门,就把他放在我们家。叶师傅做的豆腐乳赛过任何店里买的。他教我做:先把买来的豆腐蒸一下,然后切成小方块让它发霉,用小茴香、盐、辣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匀,等豆腐霉到一定程度,把每一块豆腐先在酒里蘸一蘸,再和上那些末末,放在瓶里。大概一星期以后,打开瓶盖,香气扑鼻,味道鲜美。叶师傅还会腌雪里蕻,他用小鱼干放点辣椒炒雪里蕻,又是一道美味佳肴。叶师傅做了什么好菜,总要给我们一点尝尝。我们家做了什么好菜也要送一点过去。

  他曾想,叶师傅当了那么多年毛泽东的秘书,一定饱读诗书,满肚子轶闻秘事。可是,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和我谈这些,所以不好贸然问他。有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我说,只要我能干的一定帮忙。我原以为是什么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要我帮他写一份检讨。检讨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就是检讨安窃听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安窃听器是怎么一回事。叶师傅告诉我,完全不是什么窃听器。那时,中央开会或毛泽东找人谈话,毛的讲话都要记录下来,有时听不清、记不下,中办的人商量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把老人家的讲话录下来,然后按录音整理记录。过了一阵,被毛发现了,这就成为私自安窃听器的大事。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问叶师傅,该怎么检讨。他说:“不牵扯别人,只说我不对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字斟名酌句地写了一份检讨,叶师傅居然还相当满意。

  打这以后,我们的话题就逐渐转移到他当秘书时的情况上来。话匣子一打开,可以看出来,他虽然被撤了职,但是对他的老上级还怀有深深的感情,对他的秘书工作更是津津乐道。他说,他长期是毛的生活秘书,毛生活上的一切事务他都管。毛泽东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缝店里去,也不用叫裁缝来量尺寸。叶师傅记得住他的身高、肩宽、袖长、腰围等等尺码,他只要到红都服装店,选好衣料,让店里照他说的尺码做,做出来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泽东爱吃的。叶师傅很怀念贺子珍,经常讲当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样和贺子珍躺在一个炕上聊天。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到月坛北街来看望他,他也领她到我们家来,介绍给我们。在讲到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时,他讲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陈的女孩子。他称她小陈。这位小陈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聪明。有一次,她看毛闷闷不乐,就要毛猜一个谜语。这谜语是“毛泽东打喷嚏”。老人家猜不出来。她说:“很简单么,‘毛病’。”引得老人哈哈大笑。她曾要求毛批准她入党,要求毛给她一份职务。这两个要求都没能达到。为此,她离毛而去。

  楼上的新邻居

  我们住的五号楼在五层楼上还有两套房子没人住。有一天,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叶师傅最清楚,他说,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可能是吴德的秘书要搬来了。然而,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而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够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环。金耳环在那时是很显眼的,因为破四旧时,这些东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爷比较瘦,但是很壮实。老大爷不久就到五号楼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开头完全尽义务,后来拿“补差”。我们不知道搬来的是什么人,但是觉得有点怪,更使我们纳闷的是: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长的秘书来号房子?

  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秘书的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叶师傅说,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待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店里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藉口,如查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叶师傅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也住在月坛北街。她和叶师傅熟识,因此也经常到我们家来。贺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创业》给“四人帮”枪毙了,贺捷生动员作者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邓小平重审。这事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写法,自然要反覆推敲,各方征求意见。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问作者敢不敢冒这个危险,作者甘愿冒险呈书。作者的妻子也支持写信。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万一作者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饭。经过一番努力,《创业》终于上演了。

  “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

  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教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上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来打电话了。她来我家,目中无人,昂首阔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碍于情面,我们也就让她打了,大家都是邻居嘛。后来,打来找她的电话特多,我们要拉开嗓门叫她接电话。她的电话一多,再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李普不耐烦了。有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休息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网罗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那江青的面子就下不来了。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来了。

  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态龙钟的军人吃力地爬上五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摘自《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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