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始有官话一说。想来朱元璋很不耐烦百官之间，用方言交流的缠夹不清，遂命人编篡《洪武正韵》，颁行天下。从此南方之人，如果游学，做官，便开始有南方口音，北方腔调一说，或谓南腔北调。对于天下的南方人来说，南腔北调便是官话，当然并不局限于当官的，好比游学，徐霞客那样的旅游，商贩，甚至于武侠、浪子和乞丐，少不得也要用南方口音，去说北方的官话，以求沟通。
但凡官话，都有推广问题；《洪武正韵》以降，不肯讲官话的官老爷，依然层出不穷。至雍正六年八月，皇上觉得事情还是有些不妙，特别是广东福建这鸟语花香的两省，问题很严重；于是严旨训谕当官的，必须在任上说官话，以免“官民上下语言不通”。训谕颁布之后，朝廷雷厉风行，还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立“正音书院”和“正音蒙馆”，重点突出，对广东福建读书做官之人，进行培训，几乎象是现在的党校，专门培训干部。
所谓正音培训，无非是南方之人，学点北方的腔调；字正而腔圆，几乎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比如宁波话承古音，基本上只有平声和去声，听起来象日语。宁波话为母语之人，再要去学正音，困难极大；好比蒋介石，东去日本留过学，南在广州当过校长，贵为委员长，一辈子所说，无非是南腔北调的官话；准确地说，他是以宁波话为基础，带奉化口音，又染上一点上海腔的江浙官话。这种话，北方的军阀听而不懂，暗中估计是要跳脚大骂的。
江浙一带流行的一句话，是“宁愿听苏州人吵架，不愿听宁波人说话”，形容宁波话说起来舌头之硬。四九年以后，宁波最早的官老爷，清一色是从山东过来的解放军。宁波人不识北方话，经常张冠李戴。曾有解放军数名反扭一犯人自街上过，有好事者问：所犯何罪？解放军用山东话答道：“投机倒把”。第二天，宁波人中到处流传，解放军刑罚太严，“偷剪刀一把”也要被反扭抓走，于是噤若寒蝉，社会秩序为之大好。
宁波人经过多年之正音培训，现在遇到一句鸟语不识的北方人，勉为其难，可以说点官话；自嘲的说法，叫做宁普话。宁普话是宁波口音普通话的缩略语，通常需要把舌头完全调动起来，并使其打圈，再用脸部的几块肌肉进行配合，才能说出来。但是一个北方人和一个说宁普话的宁波人交谈许久，紧张而满头大汗的却是北方人，因为宁波人累的只是舌头和脸上的肌肉，所以感觉轻松；北方人却因为要替宁波人感到累，反而紧张得出汗。
我初到北京，自是一口宁普话。第一次上街回来，对宿舍的同学宣布说：“我到农贸市场卖了十个鸡蛋！”同学皆惊讶，以为我勤工俭学，兼卖鸡蛋。盖宁波话买卖不分，让我困窘。痛下决心，向同宿舍北京同学苦习北京话，两年有成，才知道学的不是北京话，而是北京郊区的顺义话，口音和京郊青年农民相仿佛。习之再逾两年，后舌音仍时有残缺。一次嗓子发炎，竟至失声；事后朋友问起为何久不联系，我答之：“我上段时间失身了”。朋友以为我惨遭爱情悲剧，心理扭曲，以致于公然宣布这等事情。
南方口音，北方腔调，关键在于后舌音之缺陷；想来人的全身器官之中，舌头老得最快，一过二十岁，便学不到地道的语言；从此南腔北调，甚至是怪腔怪调。印度孟加拉等国，英语也是官方语言，但是相对于所谓的牛津英语来说，也不过是南腔北调而已；印度英语，永远听着古怪，也和舌头之发育，大有关系。瑞典人说英语，几乎每句都是往上升的语调，很象山东口音；丹麦人的英语，却是先升后降，好比吹喇叭；种种口音和腔调之不协调，遍布世界。
南腔北调，多少也是一种文化冲突；文化冲突，通常先冲突在舌头，再冲突在肠胃；冲突之激烈，几乎不可调和。但是从文化传通角度来看，文化冲突的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恰好是跨文化传通带来的不同文化之交流和融合。南腔而北调，多少也融合了南北两方文化，形成了跨文化的优势；韦小宝的辉煌人生当中，大大地得益于他的南腔北调，甚至于他那几句颠三倒四的俄语；话翻过来，我一直觉得，一个上海女人，带点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软软的腔调，远比一个字正腔圆的北京女人说话，要好听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