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密集报道了最近的示威游行，并刊出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其中既有针锋相对的观点，也有吁求慎重处理的理性呼声，纵观各方信息，似乎都有道理，但又似乎都又缺了些什么。
从时间上看，示威的发生和中日间一些敏感的日子如“7．7”、“8．15”、“9．18”并不重叠。另外，双方间历史和领土纠纷并非始于今日，不应引起如此突然的反应，要说近期有什么突发事件，韩日独（竹）岛之争可算一个，但就此问题的具体性质而言却不该引起中国的呼应，因为中国对韩国立场的呼应会使自己在中日领土问题上陷入被动，相信示威者不会如此弱智，至于利益共同、理性处理的呼吁，似有指两国领导人无视共同利益，感性化处理双方关系的弦外之音，这低估了中日政治家在个别事件中，他们或许会出现应对失误，但像在时空上延续很广的中日关系，他们却不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因此，笔者相信，应该有更为重大的原因促使中国视共同利益于不顾，如此处理双方关系，本文就是从另外的角度：中共的政治危机及生存手段来考察这个问题，希望能理清反日示威发生的背景，对现在和将来的中日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一、中共历史上的生存手段
中共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时，不无得意地把自己取胜的手段尊之为 “三大法宝”，即“共产党的领导”、“统一战绩”、“阶级斗争”，所谓“法宝”者，屡试不爽，无往不利者也！这其中的“共产党的领导”自不必说了，我们要注意的是“统一战绩”和“阶级斗争”，这两个手段威力巨大，相当于中共生存能力的左膀右臂，它们一文一武、一软一硬、一个温文尔雅，一个残酷血腥，在什么时候采用什么手段，端视双方的实力对比和对手对自己生存的威胁程度。一般说来，自己实力不济时，就用统一战线，而一旦觉得实力可恃，就会亮出阶级斗争的法宝，“总将剩勇追穷寇，从不沽名学霸王”，暂尽杀绝，决无客气可言，可是，共产主义违背天理人伦，从它一出世就受到世人的唾弃和围剿，整天不得不疲于奔命，所以，在共产主义狂妄残暴的另外一面，就是为自己的生存不断挣扎，在这个过程中，阶级斗争的手段是本质的、永恒的手段而统一战线则是用来掩盖自己的罪恶目的和残酷面目的，是用来麻痹敌人和盟友，为自己争取时间的烟雾和面纱，是骗人的手段，是永远的权益之计。
战争时期，中共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有过两次合作，也就是中共成功施展过两次统一战线的招术，第一次是中共缺乏实力和经验的幼年时期，他们打入到政府内部并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但因急于求成和蒋介石的清醒而以失败告终，第二次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的抗战前期，已经气息奄奄的中共利益西安兵变，逼迫蒋介石签下联共抗日的城下之盟，借此，中共得以渡过危机，直至夺取全国政权。在那个时候，士、农、工、商包括地主、富农、资本家都是中共统一战线中的同盟军，按说这些同盟军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后，即使不论功行赏，也至少不该有生命之虐，但中共却正冒在这一点上显示出空前的邪恶、血腥和残酷，它通过土地改革、工商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连续的阶级斗争，不但剥夺了昔日同盟军手中的财产、土地，而且用屠杀、饥饿等人类中最为残忍的手段，剥夺他们的生命连年的阶级斗争，直到毛泽东死亡才算暂时告一段落，这时的国民经济已到行将崩溃之时，这同样也是中共的生存危机，是因斗争过度而产生的危机，它迫使邓小平换用统一战线的一手，开始了所谓的改革开放。
在国际事务中，中共同样是把自己的生存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建政之初，就畏惧北朝鲜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不惜与曾被自己尊崇备至的美国兵戎相见，以十五万无辜中国人的生命，换来了北朝鲜金氏王朝的苟延，不但如此，中共更与篡改抗战历史一样，掩盖朝鲜战争真本，一直苦骗中国人，说美国是朝鲜战争的发动者，中国进入朝鲜战场是“保家卫国”。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闻名的亚非会议，是中共首次在国际上玩弄统一战线手腕的舞台，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上出尽风头，但转瞬瞬间，即向东南亚国家输出革命，出人出钱出枪支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以血腥的阶级斗争手段夺取政权，此举让东南亚国家迅速领教了中共统一战线的欺骗性和阶级斗争的残酷和血腥，输出革命的结果不但酿成了印尼排华和柬埔寨大屠杀，而且东南亚国家至今还有中共的暴力影响。
中共与前苏联交恶，使自己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统一战线就又成了这个时期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手段，所不同的，对象变成了自己曾经的敌人，美国和日本，随着外交困境的改善和国内改革开放取得成效，中共自觉实力可恃，其血腥斗争的本性就又露了出来。当民众刚刚有暇思考国家前途之际，中共就又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六．四惨案和镇压法轮功就成了距我们最近的两个阶级斗争“成果”，事实上，正是拜这两个“成果”所赐，中国人终于走上了抛弃中共的道路。
统一战线掩盖下的阶级斗争，形成了中共暴政的治理特征，虽物换星移，中共领导人也传呈号称的××代，但这些特征丝毫未变，今天的中共领导人也是长期使用这些伎俩的老手，他们无不发迹于此，运用起这些手段来自然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只是这一代领导人成长于中共建政之后，没有经过暴力夺权时代的锻炼，其国内国际的斗争艺术呈现出狂妄和粗鄙的整体风格。读者可以从中共近来对香港事务的处理上充分地体会到这一点。
回顾中共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为了自己一党的生存，中共从不顾忌什么信义、形象，从不顾忌朋友、盟友甚至同志，当然也从不顾忌国家利益、人民福祉甚至民族危亡，为了自己一党的生存，不惜欺骗、诬陷、直至剥夺生命的饥饿和屠杀，即使是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和平的法轮功信众也照样以剥夺生命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因此，只有从“不讲道义、不择手段”的角度，我们才能够理解中共的所作所为。
二、示威是中共转移政治危机的迫切需要
长期以来，中共在国家事务中，始终无视国民幸福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一直把党的利益凌驾于国家人民利益之上，笔者曾亲身经历一位中共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安慰一个刚在人代会落选的副市长：“不要有什么压力，他们不用你，党用你！”不久，一项市委宣传部长的乌纱就戴到了这位落选副市长的头上，中共干部的狂妄无知、放纵骄横、肆无忌惮已经成了非常普遍的现象，社会问题也因此得不到解决，日积月累，终至积厚难返。
今天的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贪污腐败愈演愈烈，金融系统危若累卵，官员卷款外逃竟成时尚。中共甚至纵勇贪官污吏和黑社会势力对人民权益进行粗暴的侵犯和掠夺，上市公司造假、操纵股市成了公开的秘密，大量的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股市因此而多年不振，国民经济不得不长期依赖外资维持运行，环境污染在历年加强治理的口号声中日益严重，达到了无法正视的程度，更严重的是，长期的恐怖斗争、思想禁锢、欺骗宣传，使得整个社会呈现无信仰、无道德的严峻，精神文化生活靠盗版维持着，涉及人民基本生存的食品、药品等物质由假、劣、毒充斥着，面对这一切，人民日渐觉醒，有组织的工农斗争此起彼伏，上访潮一浪高过一浪，为对付日益增多的“访民”，中共出动了大批地乡公安赴京截堵，以至被国内外媒体讥讽为“截访潮”。
赵紫阳先生的逝世，代表了中共体制内改革的终结，而九评共产党则全面系统地揭露了中共反人类的本质，明确提醒国民，中共才是民族苦难的根源，由九评引发的退党潮更是创造性地开辟了以和平手段瓦解中共的道路，一个由社会危机向中共政治危机转化的局面已然形成！
面对这一切，中共一方面继续使用阶级斗争的手段，保持对自由民主，人权运动的镇压势头，另一方面，玩弄统一战线手法，以“和平堀起”、“和谐社会”这些空洞而无所附丽的口号欺骗国内外人民，并以巨大的市场利益为筹码，诱逼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人甚至政府就范，某些著名国际互联网站的“自律”；唐人电视台风波；台湾商人许文龙关于“反分裂法”的声明；德法解除欧盟武器禁运的要求等等，就典型地反映出中共的真实目的。
三、为什么偏偏是日本
在转移危机的考虑中，有很多目标可供选择，但是，并非所有目标都能够安全有效地达到目的。
在国内，虽然绀制思想、镇压异己，一直没有放松，但“市场”这个魔术师已经把人民的诉求多元化了，中共很难再像毛时期那样容易地找出斗争的共同目标！另外，虽然国内盲从顺服者众多，但群众斗争群众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老伎俩却有并不遥远的历史为鉴，万万动员不了中国人的热情，再说，如果自由民主人士在其中来点儿 “别有用心”，那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转移危机的目标不能选择在国内。
台湾问题，着实让中共炒过一阵子，演习、导弹、反分裂法一个接着一个，但什么作用也没起，反而让台湾人民越走越远，“狼来了”的效应也在大陆越来越大，所以，除了动武，台湾这个话题是不能拿来炒作的。
美国当然在中共考虑之中，美国总统布什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旗帜鲜明地把在全球实现自由民主，终结专制政治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无疑是包括中共在内的极权政权心中的梦魇，必须除去美国而后快，但是实力差距太大，而且历史上、现实中美国一直关注、支持中国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运动，从而占据着道德上的制高点，所以要炒作这个目标，不但借口难找，而且结果难以予料，极有可能凶多吉少！
而且日本就不同了，首先，和平宪法使日本在主权层面上缺乏战争手段，与其冲突的结果坏不到哪儿去，不会惹火上身，其次，虽然中共急需像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t，官方发展援助）那样的外资，但日本已经决定2008年对华ODA“毕业”，所以现在有所动作对ODA已无影响，第三，中日经济互补不错，但一党专制之下不计经济后果是常有的事，日资企业不过是中共手中的“肉票”而已。第四，中日建交三十年来，日本从不敢对中共暴政说个不字，更不用说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运动了，对中国人而言，专制恐怖是这个民族近60年挥之不去的恶梦，任何语言、行动上对中共的支持都会引起中国人内心的厌恶和反感，同时，任何对中国正义事业的声援和支持都会得到中国人心中莫大的感激，我们从这一角度，就很容易理解冯昭奎先生“对日新思维”在学术界爱到的冷遇了，所以，拿日本开刀，道德上风险很小。第五，虽然日本在目前不批评中国，但其政界人士“该说就说”已显示出日本对中共颇不耐烦之意，而“修宪”、 “入常”一旦完成，日本挟“日美安保新条约”之威，对中共做到哪一步就很难说了，于此“入常”问题让中共进退两难之际，制造个机会表达中共对日本“入常” 的反对，亦在情理之中。第六，中日之间的历史和领土问题一直是双方争执的焦点，很容易挑起全国一致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一点上，我们大概已可体会出中共 “搁置争议”的妙处了！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近六十年的欺骗宣传和血腥的阶级斗争，人文教育的缺席，使得中国社会中充斥着一股戾气，而且长期的恐怖压力下，双重人格和生命就有了同等重要的意义，盲从和顺服就成了当今中国的思想主流，这是狭隘民族主义得以滋生成长的丰厚土壤，并与中共的专制暴政形成了某种共生、互动的关系，在发生专制统治的逆转之前，这应该是我们认识中国问题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于此，我们应该可以理清反日示威的背景和由来：中共面临深重的社会危机、人民的反抗、九评及退党潮，并畏惧五．四、六．四、七．一这些日子的历史及现实意义引发雪崩式的政治危机，就有必要利用国民浮躁、盲从、顺服的心态和民族主义思潮，以历史和领土为借口，发动反日示威，转移面临的危机，而媒体把中共作为一个正常、负责的政党看待的看法，本身就是一厢情愿，在此基础之上的评论，当然会与事实相去甚远，而呼吁中共理性处理日中关系，更是对牛弹琴！
四、中日关系的未来在哪里？
中日之间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有需要面对的大量共同课题和广泛的合作空间；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渊源，更有近代战争冲突这样共有的遗产，这是发展中日友好的基础，建立长期稳定、互相信任的友好关系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也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甚至在自由民主、和平共处的潮流之下，中日两国发展出超乎主权之上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两国间也有难以消除的阴影，例如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历史问题或者说历史真相问题和中共政权是无法割裂的共生关系，它的本质是中共无法或者说不敢向人民交代历史真相，因为那涉及到中共取代民国政府的合法性这个根本点。而中共在建政之后的斑斑劣迹，更成为无法代表中华民族的铁证，所以，中共政治的存在就是以现存的中日历史问题为基础的，它怎么会去寻决这个问题从而自毁长城呢？！
就中共面言，生存危机是一个如影随形的永恒过程，在当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操纵民族主义都会是中共用以摆脱危机的主要手段，而中日间的问题，恰恰就是中共急需的煽情剂，并不需要真正去解决它！
反日示威，发生在中日经济联系规模巨大的今天，不但说明中共并不以人民福祉为意，也说明日本对中国30年绥靖政策的失败，以“养虎为患”形容日本对中共的政策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所以，只有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才是能和全世界包括日本真正和平共处的中国，而一个坚持正义的正常的日本，也才会受到中国人民内心的尊重，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那时，中国人民就会在没有恶意炒作，没有恐怖压力之下，有机会闪现人文主义精神的光辉，认识到民族对立情绪的有害和煽动利用民族对立情绪的卑鄙无耻，从而以健康的心智融入世界，这时的中日关系才是稳固和可以把握的。
我引用下面的话献给中日两国人民并用以结束本文：
“我们不能选择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