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战争前我们也有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中国近代矿业已开始用机器采煤，仅开平矿务局，至1889年年产量已达２４７，０００吨，有力地抵制了洋煤的进口。１８８２年输入天津的洋煤为５，４００吨，到１８８６年便减至３０１吨。１８９０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了抵制洋铁入口，开工兴建汉阳铁厂，至１８９３年全部竣工，该厂设备先进，拥有十个工厂，三千多工人，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还出口到美日等国。１８７９年，李鸿章在天津成立了电报总局，到１８８５年，沿海、沿江各省都架设了电线，总长度达到一万数千里，连厦门、台湾之间都架设了海底电缆。轻工业也在此期间得到大力发展。１８８０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同年，李鸿章也派人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近 : 代纺织业从上海、宁波、镇江、武昌等地向全国蔓延开来。１８８２年，广州开始有了自来水，稍后，武昌、上海也相继办起了自来水厂。近代化的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民用工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网上的一些同胞就感觉良好，踌躇满志的话，那洋务运动三十年后中日的实力对比就更值得骄傲了，当时的清政府的岁入可不象今天一样与日本有好大一段距离，而是日本岁入的1.5倍！我想有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１８７２年，李鸿章主持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白银，这是“经济改革”的成就，而相比之下，直到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日本政府的总年收入才八千万日元。 军事上呢？“１８８４年朝鲜“甲申事变”后，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决定“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到１８８８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了七千吨级铁甲巨舰 : 二艘、二千吨级巡洋舰五艘，加上其它大小军舰，共二十多艘；南洋舰队也拥有了二千吨级主力舰四艘，千吨级炮舰三艘；广东、福建舰队共有千吨级舰艇八艘。四支舰队共计大小舰船八十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四位。但这仍远远没有实现李鸿章等人的理想，据他们设想，海军主力舰要有二十四艘，而当时仅有七艘。八十年代开始，清政府还以巨资修筑了旅顺、大连、威海、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旅大、威海、大沽等基地的营建，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仅在旅顺一地，就装备了数百门德国克虏伯大炮，成为世界著名军港之一。
洋务运动期间，陆军也开始过渡为专门抵抗外国侵略的国防军，这是具有近代化意义的职能转变。１８６２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命令淮军向洋兵学习西洋枪炮和阵法，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把６，０００多人的淮军扩充到五、六万人，洋枪三、四万支，炮兵六、七个营。淮军从１８７１年开始改装当时最先进的克虏伯后膛钢炮，到１８８４年已装备３７０多门。左宗棠所部湘军从１８６３年开始建立洋枪队，１８６７年进军西北后，洋枪比例增加到六成。八十年代以后，全部用西洋枪炮武装起来的湘、淮等近代化军队 : 已经遍布东南、西北和南洋、北洋数省。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冯子才在镇南关大败法军等重大胜利，都是与清军的新式装备分不开的。中法战争中，出关作战的滇军主要装备是毛瑟枪，另外还配备了哈乞开斯连发枪、克虏伯钢炮等。陆军不仅装备改良，而且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西式军事训练。许多军官都经过军事学校的培训，军队的素质得到提高。清朝政府能在甲午战争初期，迅速调集二万多军队开赴朝鲜和鸭绿江边，说明军队的机动性也能得到明显改善。”
在１８９０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既使不能说清朝的军力强于日本，也决不能说清朝的军力弱于日本。如果我们想想今天的中日军事实力对比，想想日本的八八舰队，金刚级战舰，宙斯盾系统，更不用提空军的剧大差别。如果说我们2000年能达到小康，我问一句：我们何时才能达到象甲午战争时那样的中日军事力量对比呢？
近来一些文章，把一堆经济数据堆起来，而且堆的很高兴，就等着去东京大屠杀了。 且不说日本也会发展，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不可能维持那么高的增长率。我只是想问 : 我们以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输的吗？如果我们对未来踌躇满志的话，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以前在经济、军事实力都不亚于日本时输给了它，而且输的那么惨。 甲午战争不同于鸦片战争，不是大刀长矛对抗坚船利炮的战争。我又一次打开那段屈辱的历史仔细查看。是的，我们不输在经济实力，不输在军事装备，更不输在爱国热情。清朝的普通士兵是很英勇爱国的。中日初次交锋，日舰截住运兵船高升号，船上 的清兵宁死不当俘虏，用步枪还击日军，最后被击沉，绝大多数士兵遇难。在随后的平壤等战役中清兵也拼死一战，日军往往要集中炮火和成倍的优势兵力，才能攻克一个阵地。根据日军的>记载：“大小炮弹连发如雨，炮声隆隆震天撼地，硝烟如云涌起，遮于面前。在如此激烈的炮击下，原以为敌兵会立即溃散。然而，我军前进一步，敌军亦前进一步，彼此步步相互接近。此时，除使炮击更加猛烈外，亦别无他顾。战争愈来愈激烈，乾坤似将为之崩裂。……”日军损失惨重，中日的伤亡人数对比是基本相当的。
但我们还有一些败类，如清军统帅的叶志超。当日军拿下平壤外城时，当日战斗就战死１８９人，伤５１６人，清兵伤亡人数少于日军。日军所带的弹药、口粮都已用尽，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处境极为艰难。叶志超却丧失了抵抗信心，传令放弃辎重，轻装持械，趁夜而退。当时，大雨倾盆，清兵冒雨蜂拥出城。清兵混乱中不分敌我，胡乱放枪开炮，误伤累累。经过整整一夜，清军全部退出平壤，在混乱中死伤人数达到二千多，远远超过了在战役中的损失。平壤战役后，清军全部退至鸭绿江边，日军于是完全控制了朝鲜。
在海军上我们也并不输于武器装备与爱国精神。有关中日黄海海战的参战实力对比大部份人都看过，具体说来基本是双方旗鼓相当，各有所长。中国军舰共14艘，其中4艘因太小没有投入战斗，参战军舰10艘共31000吨。日本海军实际参战12艘军舰共38000吨。 中方胜在巨舰大炮，装甲厚；“定远”、“镇远”都是远东数一数二的铁甲战列舰。日方强在速射炮多，火力猛。中方各舰管带不少是由中国留学生担任的，熟悉船舶。北洋海军水兵也很勇敢，富于爱国热情，士气很高，并不亚于日本海军。大家都知道致远号在管带邓世昌的带领下，弹尽舰伤之时勇撞“吉野”，不幸为鱼雷所中，全舰官兵共252名壮烈战死。可很少有人知到在同一场海战中“经远”号负伤后，管带林永升(他是一个留学生)临危不惧，操轮撞击日舰。不幸，也中鱼雷沉没，全舰270人除16人获救外，全部牺牲。
我们输在哪里？我们输在制度的腐败。象慈禧老佛爷，要做寿，要搞庆典，修园子；反正国家的利益在她的私人利益之下，北洋的经费她可以任意取用，挥霍，而使北洋舰队老化，无钱按原计划购新舰，连吉野也因此又中国定造舰变成日本舰。甲午海战旗舰“定远”更是因年久失修，开炮竟震塌舰桥，让整个舰队失去指挥。还有一帮清朝的军需官腐化堕落暗饱私囊，购来一些低劣的炮弹甚至教练弹充数。因此虽然有多次日舰中弹，却未见炮弹爆炸。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也是同胞的中国人这么有“胆量”，直到今天还有人敢在假药，工业酒精兑酒，修桥上玩这些勾当，他们没想到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清庭还是“威严”的。叶志超，方伯谦之流全被斩首，就连没劝叶志超的将领也被诛杀。然而他们造成的损失却再也补不会来了。问题是在这种制度下，再强调爱国，还是会有叶这样的人官路亨通，还是有个谁也管不到的老佛爷，把一人，一家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纵观甲午战史，叶、方这样的人还不算太多，北洋舰队的官员们还没“都烂掉”。我不知要是大多数官员都开始发霉，发烂又会怎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叶之所以能爬上具有决定性的清军朝鲜统帅的位置是因为他谎报牙山胜利。这种“大胆”作风让我吃惊难道就不怕被揭穿吗？我不明白我们这个民族哪里出了问题，直到近百年之后还有人敢慌报各种信息，甚至亩产万斤。面对历史我默然无声。
从小时候老师就教我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我没认真想过这句话，直到今天我重温历史。我在想，如果我们已知历史，如果时间再重给我们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我们还是不是必负于日本？既使重来一次，我们还是必输！我在内心痛苦地承认。任何一个史学家都知道：甲午的命运在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两种不同的变革兴起时就已种下。既使我们能侥幸获得一二次的战术胜利，也难逃最终的战略失败。 如果是经济，我们可以强国；如果是军事，我们可以强军。但如果是制度的腐败，我们又将何去何从？既使先让我看过历史真相，再把我送回到甲午战争三十年前，我放声高叫：“不维新变法，既使三十年后经济，军事都不弱于人也会被打败”又有几个人能相信我这句话？
1895年2月，甲午战败，议和，割地赔款。 1895年4月中旬，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一个叫康有为的人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方式定下基调，那就是聚众请愿。他联合起18省的举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公车上书”。他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干这件事情的。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举人等……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统筹大局，为我皇上陈之……”
他举着如此开头的“上清帝书”，带领着600名举人，浩浩荡荡向着都察院进发。书中向皇帝陈明：“近世日本胜我，决非其将相兵器能胜我也......”并提出了4项请求：“下罪己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他没有因请愿被杀，光绪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开始变法维新。1898年9月仅仅历时百日的变法改革触及到老佛爷与保守派的权力与利益。血腥镇压开始，有人引刀向颈，悲壮豪迈。但最大的几个头子(康，梁)得到通风报信，在外国的庇护下逃亡。此后虽然他们还常评价时政，以元老身份发布看法，但在历史上他们的声音已经可以忽略不记。
1900年是偶然还是必然？群众爱国主义被借来作为慈禧低抗列强要求变法压力的工具。义和团兴起。结果不说也罢。 十年之后， 1911年，该来的日子终于不可避免的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被教科书和美好说词的掩盖背后，辛亥革命不是为了自由民主，不是为了富国强民，也不是为了三民主义，更不是为了驱除鞑虏。而是因为政府与民间一场经济纠纷，一场铁路权益的争执。清朝终于灭亡了。它不是亡在孙文的自由民主手上，而是亡在缺了孙文的药而无法治的腐败。孙文和他的党人前仆后续，却没一次成功。但大厦终于塌了，裂缝是从最下层开始的，举戈反击的人中又有几人有着孙文的理想？这是一个大革命的时代，民主与宪政被唐而皇之的抬上了舞台，成为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但这场革命的起源与性质，将最终决定它与之再次失之交臂。
二三十年代，中国军阀分争，内乱不止。这一天不是源于公车上书，不是源于辛亥革命，而是源于戊戌的血迹。1931-1945 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我不知戊戌变法除了六君子外，死了几个人。但死几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戊戌喋血的意义。也许在当时，以及以后的十几年里没人看出戊戌血腥对清朝命运的最终影响。但现在的史学论述都已看到这个清晰的意义：“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断绝了中国在清王朝后期用和平变革方式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清政府以十分“激进”的手段对付变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一场社会革命便难以避免了。”菜市口的斩杀是个信号，如果谭嗣同的血白流了，如果能真正忘却这个事件倒是中国的大幸。
可惜他的血没白流。也许没人会刻意铭记这个事件，但它的象征意义却会被每个人都记住，从此不再会有公车上书。当下一次危机出现时，一切都晚了。如果说戊戌喋血前人们还有希望，戊戌喋血之后就只剩下失望了。
当1898年之时，清政府还有消化的能力，引导的能力，控制的能力。等武昌起义之时，它一点讨价还价的能力都没了。一个权力的崩溃，另一个权力还不能有效建起，这时的改革是极艰难的，失去统一的政令与权威，破旧立新谈何容易？当正常的“游戏规则”无法建立时，剩下的只有暴力、阴谋，或其他。天佑英国，天佑日本，但我族却如此不幸。乱大清者非孙文，军阀割据之祸首亦非孙文，更非孙文的民主理想。可惜很少有人懂这层道理，就象很少有人真正明白俄国现在为什么会乱。其实看看俄国，看看罗马尼亚，当派去镇压的军队扭转枪口时，已标志了一个王朝，一个威信的彻底灭亡。 也许他们正在上演着一个我们演过的故事。只是希望他们在新权威建立之后能完成必须的社会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