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
年初，被视为“橡皮图章”和“弱势”部门的国家环保总局，以严重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名义，叫停了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其中包括国电、华电、大唐等大型国有发电企业，以及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理由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5月中旬，环评风暴刚刚平息，一份由国家环保总局牵头、起草，经监察部、工商总局、发改委、财政部、建设部等六部委共同会签的文件──《整治非法排污、打击环保违法行为》上报国务院。文件将根据国内已颁布的9部环保法律、47部环保法规，对全国范围内的水、大气和海洋等污染进行全方位的执法检查。
继环评风暴后，一场环保执法风暴行将开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
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的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占当年GDP的3.27％。
尽管如此，90年代的GDP的增长率与环境污染损失相比，仍有正数。
时至今日，在中国在环境问题上却已没了退路。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同时也已成了吞噬当前经济成果的恶魔，这恐怕是这次“环保风暴”掀起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导因。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全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全国废水的年排放总量为440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即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2004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是62825亿元，如按GDP年均增长9％的速度，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望水兴叹，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7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正式对外发布各国“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33位。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欠帐过多陷于两难
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1.5％以上。但这是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只有0.5％，90年代后期为0.8％，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
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某些方面甚至会影响GDP的快速增长。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上世纪80年代初，山西就设立了一个环保专项基金──“煤炭能源基金”。20年多来，全省因挖煤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损失达3988亿元，累计征收的煤炭能源基金400亿元，但同期该省投入到环境治理方面的资金仅13.85亿元，所谓的专项基金并未专项使用。
过多的欠帐已使中国在环境问题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以太湖流域来说，早在1998年，其五类和劣于五类水质就达到了54％。为此，江浙沪三省市曾想联手治理太湖。但算下来投资额至少需2000至3000亿元，占太湖流域年GDP总额的25％，超过三省市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结果，出于眼前经济及政绩考虑，这一打算至今仍是一种打算。
太湖流域是笔者老家，也是全国环保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区之一，它的污染与同期地区经济相比，还算是得大于失，先污染，后治理，仍不失是可为之途。
有人计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然而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使其达到三类水标准，至少得花几百亿元，需要全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五类），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显然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治理负担。
环保腰杆无靠山？
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最大的竞争法宝就是低价。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2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1.2至1.8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在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在中国，环保法来历被人称之为“豆腐法”。豆腐法能硬到什么程度？
从宏观角度看，若要治理好当前的环境，国家至少需投入一年GDP总额的40％。从微观角度说，制造业占全国经济总量超过50％以上，就业人口超过8000万。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
环保风暴，会成为中国经济由高增长向低增长演变，由温和的通胀向恶性通胀演变的拐点吗？这种可能性并不能排除。
难越重化工业时代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因此，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在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只要中国无法跨越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当今发达国家的后工业经济，这条道路就难以完全避免。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严格遵循了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社会制度也与其他国家不尽相同，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
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令笔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这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在中国，即使不发展工业，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也足以使中国的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也需要大笔投资，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腰杆不可能很硬。所谓的环保风暴，根本是内地媒体的故作惊人之语。依法办事，不要太把环保不当回事，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中国目前能做的只能如此。所谓风暴，根本就刮不起来。
(原题《中国环保风暴虚张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