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有一首歌的歌词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所以对共产党历来主张的“大义灭亲”就不难理解了。程翔正是一个把“祖国”视为母亲的香港人，在香港大学毕业时，正是这首歌曲流行的“火红年代”，所以他放弃高薪职务而到中共党报“文汇报”做一个普通记者，十几年后晋升为该报副总编辑。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后，程翔从“母亲”身边出走，但是苦恋之心未断，总希望这个母亲能够改恶从善，并且造福香港市民，甚至为台海“统一大业”献策，最后莫名其妙成为间谍而被“母亲”下毒手。所以有些香港新闻界人士引用二十多年前中国著名作家白桦描写一位华侨画家当年因为爱国回国而遭受迫害的小说“苦恋”中最后的一句：“我爱祖国，祖国爱我吗？”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的程翔还在重演这个故事。
按照中共的说法，程翔是“间谍”，而且是“境外情报机关”的间谍。这个“境外”除了台湾找不到第二个。他希望台湾能统一而又充当台湾间谍，令人匪夷所思。而程妻刘敏仪爆料说，在二○○三年香港七一大游行后，代表胡锦涛到香港收集意见而与程翔有联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建华等人也被捕，使案情更加扑朔迷离。据估计，是他把胡锦涛的内部讲话传给了程翔，收入他的电脑中。这样，就难免使人联想到是否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有关？因为如果不让程翔知道胡锦涛有对香港的“新思维”，怎会使他愿意为他们与香港的异见人士之间搭桥，并提出建言呢？问题是如果涉及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任何不可理喻的事情都会出现。六四大屠杀就是与党内斗争有关，不明所以的学生成了祭品。现在轮到程翔，其他方面也有苗头出现。
最近北京中央政府用强硬手段打击上海的楼市，显然已经忍受不了上海帮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纺织品增加出口税，一个星期后又取消，也有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影子。最明显的是北京操控的四月份反日游行，外商最多而不应该有激烈行动的上海与深圳，却是最“失控”的地区。上海是江泽民的地盘，而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是江泽民的心腹女将，今年一月才离开出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主任。胡锦涛后来全面灭火就是察觉到有人扩大事态。但事后的镇压也以上海最烈，不但扬言游行有“黑手”，还把一个在网路上号召游行的二十五岁青年判处五年徒刑，显然也有意煽动愤青对中央的不满。
这种因为“爱国”而受到惩罚的戏码在中共历史上不知道重演了多少遍。涉及“统战”著名的有：香港“大公报”投共后的发行人周榆瑞，因为以前同外国人有较多接触，于一九五三年被骗回中国，指控他是间谍而拘押，到他愿意给中国当间谍后才在一九五七年释放回香港，以后他逃到英国终老。
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香港律师黄贤，满腔热情回中国协助研究立法，因为影印若干经济数据作自己研究之用，一九八一年被拘禁，一九八三年被控“大量盗窃机密”的间谍罪，判入狱十五年。三年后假释，一九九二年回港。
一九八二年，中共喉舌“大公报”副总编辑罗孚被骗回中国，以间谍罪名判十年徒刑，一年后假释，一九九三年期满获准回香港。真相至今无人知晓。
曾被中国当作间谍而在二○○一年被拘捕的留美学人高瞻，经美国营救后，却又因为曾经在这之前向中国军方出售敏感军用器材而后被美国逮捕。最近可能要遣送回中国，那么中国的“捉放高”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因为爱国而主动向共产党献身的爱国人士，都被中共当作间谍而付出沉重的代价。不知名人士被害的更多，所以中国有“早爱国不如晚爱国，晚爱国不如不爱国”之说。虽然爱中国是如此的沉重，现在还是有不少“忽然爱国”人士，那是他们不了解共产党的历史，或者想利用共产党，就如台湾的某些统派政客。共产党当然也是利用他们。如果连程翔这样的“纯种爱国者”也难逃中共魔掌，那些想利用共产党的人，倒不妨看看他们有甚么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