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国：认清中共是清除党文化的开始
曾经参与六四学生运动，目前是律师的刘俊国说：我们之所以现在要求民主，是因
为共产党给了我们一个反面教材。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几十年内导致了8千多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还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虽然没有失去生命，但身心受到了创伤。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恶。
刘俊国还从法律角度谈了共产党文化对中国人的摧残：没有民主和民主所带来的对
政府机构、权力的制约和平衡，没有民主和民主所带来的对个人生命、财产的保护，对基本人权的保护，法制是一纸空文。中国也有法律啊，中国也有宪法啊，中国的法律也规定中国人有说话、集会、新闻、宗教的自由，但50多年的中共统治，我们什么时候得到了这种自由呢？没有。
刘先生进而举了最近发生在中国的一个法律案件：一位被冤屈入狱11年的中国农民佘祥林(音)，出狱后面对记者提问时，他的第一句话是“相信政府，要相信政府”。他已经为这个冤枉弄得家破人亡，但他居然说的是“相信政府”。这就是党文化毒害太深了。这就是中国人要醒悟的原因。
聂森：从退党现象看中共面临的统治危机
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聂森说：在大纪元的网站上现在已经有210万人公开退党(团
)了，现在的统计数据是每3秒钟就有一个人退出中共的组织，每天有近3万人。退党现象是中共统治危机中比较典型的一个现象，被在使用最大力量在掩盖的，是很微妙的在发生著作用，可能是中国现代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新闻。并会在不久的将来陆续得到证实。
《九评共产党》的出版，不仅是第一次系统的分析了共产党，把中共统治的谜底，
它起家的角色，有系统的写出来了，出版了书。同时，它还被翻译成了20多种不同语言的特刊，还有一批人义务帮助推动散发“九评”。这造成了一个很好的环境，让海外4千万的华人，还有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的民众有机会开始看到真相。
陈奎德：事实就是事实，杀人就是杀人。我们要回到常识
21 世纪中国基金会理事，《观察》主编陈奎德博士在发言中指出，有人认为六四事件已经成为过去，其实六四事件仍然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包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活跃的因素。这一页并没有翻过去。因为16年来，每年的六四，全中国上上下下，中国当局、民间、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或者中国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想到这个事情，都因为这个事情有很多动作。有些人甚至被驱逐出境。国内有人统计，这16年来中共陆陆续续的抓捕的、屠杀的、死亡的各种各样的人数，已经超过了 1989年6月3日-4日死亡的人数。这本身也说明了这个事件没有结束。一个事件从来没有在它的发生地、发生国，公开的传媒上讨论过、辩论过，从来没有公布过死亡人数，那这个事件怎么能说是历史事件呢？当然没有。
陈先生又说：中共当局除了在仍旧把六四事件锁入黑箱，希望人们忘却，掩盖罪恶外，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似乎出现了发展的局面，中国似乎财大气粗了，又出现了一些公开的辩论。一些学者开始采用非常曲折的、学术化的、用所谓理论上“反思”的形式为镇压辩护。我称之为“理论上的赵高主义”。也就是把一个非常简明的是非问题把它模糊化、复杂化，一匹鹿就变成了一匹马。然而所有辩护的核心就是“我们当初杀人是为了让其他更多人的长远利益而牺牲你们”。然而，这种所谓的“历史决定论”是完全虚妄的，根本不可能是说你牺牲了当下这些人的生命就能确定的保障其他人的长远利益。没有这种逻辑链条。第二条，谁有权力代表其他或下一代的名义，或以富裕的名义，或以长远利益的名义，或以其他人的名义来屠杀当下的这么众多的活生生的人？没有人有这个权力，谁有这个权力？谁授权给你？你通过什么程序获得这个权力？根本没有这个权力。所以我们不要被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搞乱了一个简单的常识：野战军进入街道杀死手无寸铁的市民这个事实是铁板钉在历史上，你不管用什么理由来解释、用什么反思来弄，事实就是事实，杀人就是杀人。所以我们要回到常识，把杀人就看作杀人，罪恶就看作罪恶。
向东：党文化渗透在我们的方方面面
六四时期的大学生，《新唐人》电视节目主持人向东说：中共以前指鹿为马是“我就指鹿为马了，我就说它一千遍它就是马，那就是马了”。那么现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把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学术化了，复杂化了，那么人们就慢慢觉得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去年香港的经济学教授郎贤平代表很多中小股民的利益发表很多文章，他认为在中国走向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公平的现象，出现了贫富差距等不应该有的现象。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些人就跳出来反对他，写了很多文章说“郎贤平教授反对的是中国经济改革，反对中国经济向私有制转变”。其实郎贤平教授反对的不是这些，他反对的是在向私有制转变过程中的不公平。这种偷换概念的现象就是党文化的一个怪圈。
向东进一步说：我们很多人都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很多的概念，很多的思维方式都是在共产党的灌输下形成的，都存在类似的偷换概念，非逻辑的现象。共产党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党，与西方国家的政治集团，党派不同。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等党派只是提出它的政治主张，我怎么统治这个国家。而共产党不是这样，它不但要管国家，还有管你的人，管你的行为，管你的思想。它还管天管地，它谁都代表了。
拿六四来说，很多人说：我要是邓小平我也镇压。那么这样讲的中国人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这真是你自己的想法吗？还是你从党文化里得到的？
再说说经济。六四之后，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共产党，大家又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认定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共产党带来的呢？我举个例子，在许多西方国家的大城市里都有中国城，而且都是在最繁华的地段。而且建立中国城的这些中国人来的时候都几乎是身无分文，有些是卖苦力来的。他们在海外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创了这样一片天地，这跟共产党又有什么关系呢？80年代的改革，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一种改革，而是“松邦”。一“松邦”后中国老百姓的智慧就发挥出来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很多社会财富。从一个意义上来讲如果共产党不去管你的话，中国经济会更好。遭殃就遭殃在共产党还要去管，它一管就使这个改革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公平的现象，把国有资产通过一种很快速的方法变成私有财产。
上个礼拜，上海股市已经跌破一千点了，从 2001年最高的时期到现在，很多股民还在希望中共能拿钱来救他们。我看这也是受了党文化影响。他们不知道中共从改革的一开始，从股市的一开始就注定了有这一天。现在上海、深圳两大股市加起来不到一万亿人民币，也就是从2001年到现在它已经蒸发掉一万四千亿人民币的财产。如果以7千万股民来算，每一个股民开户的就损失了2万人民币。
所以现在我们不但是自己要脱离党文化，还要起到一个启蒙的作用，告诉中国人去除党文化的道理。要启蒙就需要后一个平台，能让中国人看到。我在新唐人，大家知道新唐人最近跟法国卫星公司的事情，法国卫星公司受中国政府压力要取消我们对中国大陆的信号。这首先就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保住象新唐人、大纪元、希望之声，能够把我们的讯息抵达到中国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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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还宣读了从中国大陆发来的赵昕、曾仁全、未子游等人的书面发言，回答了记者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