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侃中国：1971年访问中国 我被押到派出

1971年我会见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和陈永贵1971年7月和8月。我做为加拿大政府代表团的一员，受周恩来的邀请，访问了北京、上海、苏州、杭州、西安、广州、南京，以及延安和大寨。我们是自1949年后第二个北美政府访华代表团。第一个是1970年时，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的“友谊比赛”破冰之旅。我们这个代表团是受中国政府委托，经由北美“关心亚洲问题研究委员会”出面组织的，共13名团员。来中国前我当时在美国伯克莱大学中文系做研究生，并曾在香港学过汉语。代表团抵达北京后由中国外交部负责接待，外交部官员热情地表示：“我们很重视你们的来访，希望大家随处走走看看，多些了解中国。”事实上，我发现这句话当真正实践起来时，是多么地困难重重甚至相当冒险。

　　到达南京后的次日清晨，我与一位同伴走出饭店去外面闲逛，溜达着拐进了新街口附近的一条居民小巷。居民大院门外的树荫下，几位老人正在闲聊和下象棋。小巷里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风情，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西方人来说，相当新鲜和具东方魅力，于是我举起照相机拍了几张民居、街景和老人们的聚会照。就在我端着相机兴致勃勃地东拍西照时，那几位老人突然一拥而上吵吵嚷嚷着夺下了我的相机。这时立即围拢上来数十人，大家情绪愤怒地斥责我“居心叵测地拍摄中国的阴暗面。”在一群人民群众的押解下，我俩被带到了当地派出所。办公室里值班的警察拿过我的相机翻来覆去地摆弄着，我紧张得心提到了嗓子眼，担心警察会因我的反革命行为而销毁胶卷，那样我这些天中国之行的素材就全毁了。谢天谢地他终于没打开相机盖，我松了口气。

　　接下来警察首先问我们是哪国人。我答“加拿大”。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国家，就问：“这是什么国家？在哪里？”我答：“在北美。”警察警惕起来尖着嗓门惊叫：“你是个美帝国主义份子。”我吓得直哆嗦，忙急中生智地解释：“我不是美帝国主义，我是加拿大人，在美国的北方，是另一个独立的国家。你知道白求恩大夫吗？他就是加拿大人。”警察一听到白求恩这个名字态度立即缓和了一些。他又问：“你是白求恩大夫的亲戚吗？”我十分吃惊地回答：“我不是白求恩大夫的亲戚，只是他的同胞。”他又感兴趣地追问：“那你是不是像白求恩一样，受外国共产党的派遣来支援中国革命的。”我只好又一次否认。于是警察态度严肃地指责我说：“首先你没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就随便拍摄，这是犯罪行为。第二，你不去拍我们壮丽的大好河山、不去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新风貌、不去拍我们人民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冲天干劲，却偏偏钻进中国落后的小巷内，故意拍摄我们的阴暗面，你这是妄图别有用心地诬蔑我国。”我听不懂他这一连串的政治术语和政治罪名，但我心惊胆战地意识到自己显然罪责深重。我想起中国外交部官员的话，于是我打算试试救自己。我的同伴听不懂汉语，呆立在一旁紧张地盯着群情激忿的中国人，显露出十足的恐惧。我建议警察给我们下榻的饭店打电话，外交部的陪同官员会向你解释清楚。到了午餐时分，外交部官员终于赶来派出所将我们营救了出来，至此我俩已被扣押了整整一个上午。临出门前警察说：“你要接受教训，下次拍照前得先经过我们政府的批准。而且应多拍些能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大好形势光明的方面和先进模范人物。这次看在你是白求恩大夫的亲人面子上放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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