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字词，本栏目上周《国学-一中各表》一文提到“清风不识字”：宋楚瑜在北京清华大学演讲那天，60岁的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将一幅小篆书法《赠梁任父同年》赠送给宋楚瑜，这是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不料，顾秉林念到“(亻+瓜)离分裂力谁任”的“亻+瓜”时被卡住了，僵持了好一阵。不知是谁在傍提醒，校长又将“亻+瓜”（同“侉”kua）音，错读成“瓜gua”音，令全场尴尬。还是这位一流高校的名牌大学校长，还把向宋楚瑜赠送礼品，说成“捐赠”礼品，在场的学生发出一片嘘声。
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居然读不出自己赠送给别人的礼品上的篆字。这场景由电视向全球华人圈直播，看来，尴尬的不只是顾校长，不只是清华大学，更是整体大陆人民。
尴尬的还在后面。翌日，在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宋楚瑜大陆行》专题节目中，特邀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教授，除了还是将“亻+瓜”字的读音读错外，更将小篆错读为“小隶”，闹出更大笑话，真是将清华的尴尬再一次膨胀，令清华人蒙羞。以理工科著称的清华，人文学科是否受器重，学人的文化功底如何，透过顾校长和刘教授的言谈，可谓暴露无遗。
学者何处去？
清华大学曾经是大师辈出的圣地，早先的人文气息那么浓郁。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有中文系、外语系、历史系、哲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当年的中文系建于1926年，陈寅恪、闻一多、刘文典、俞平伯、浦江清、王力、杨树达、沈从文、王瑶等先后执教，朱自清主持系务16年，实行“古今贯通，中外融汇”的教学方针。再看历史系，同样是成立于1926年，王国维、梁启超、陆懋德、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张荫麟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曾在此执教鞭。再看成立于1926年的外国语言文学系，众多著名学者和教授出自于该系，如曹禺、钱钟书、季羡林、王佐良、许国璋等都为清华大学外语系赢得极高声誉。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砍掉了文科院系，只是近十年来才逐步恢复。
应该说，清华大学今天依然拥有重量级的人文学者，但正如四川学者刘海明所说：“有限的人文社科学者无法代表清华所有的学人（含领导）同样具备深厚的文化功底。人文知识的不平衡，导致有些教授属于专家型的人才，而非学者型人才。”这些专家型人才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稍微越过他们熟悉的领域便智商平平。清华大学领导层和管理层缺乏学者型人才，是造成清华今天尴尬的主要原因。
清华大学的尴尬，也是中国大陆整个社会的尴尬。如今各地的理工科为主的高校，开设人文科课程，一门《大学语文》教材500页，但安排的仅二三十课时，在如此少的时间内，要教授完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和写作知识，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前不久公布的一份城市中学生课外阅读调查，超过一半的中学生没有课外阅读，小部分能读点课外读物的，以流行读物、娱乐快餐式读物为主，涉足严肃读物或经典著作的微乎其微。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或伟人传记中较适宜中学生阅读的作品，如《三国演义》、《唐诗三百首》、《老人与海》、《鲁迅传记》等，全部读过的没有一个，部分读过的不足20％，完全没有读过的超过80％。为语文课本配编的课外读物《语文读本》，竟也有80％的学生没有读过。学生不读的原因是：没时间、没精力，家长和老师反对，根本就没有兴趣。课外阅读是学生读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积累、智力培养、思想发展，都与这类阅读分不开。缺乏人类的优秀文化营养的滋养，还能有人文精神的底蕴吗？
症结-短视
学生不读经典著作和课外不进博物馆，是当今学生缺乏人文底蕴的两大症结。
博物馆是普及人文教育、启迪社会民智的知识体系中重要一环，也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符号。在外国，孩子从小就在博物馆培养观察力，但在中国大陆，博物馆却走不进学生的课余生活。中国大陆有2200个博物馆（私人博物馆不计内），据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张文彬说，至少是2／3的博物馆生存困难，其中以中西部地区为主，以中小博物馆居多。于是，创收成了博物馆不可承受之重，高昂的入场参观收费，更令学生止步。冷冷清清的博物馆成了“大卖场”，安徽省博物馆3／4的展厅，变为展销会的卖场，接连举办“购物嘉年华”。
文化短视令人文尴尬。因此，校长顾秉林和教授刘江永给大学带来的尴尬，不只是清华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