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这不是纪念抗战，而是歪曲历史 评中共“关于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通知”

中共成了抗日的“中流砥柱”
二OO五年五月七日，中共党魁胡锦涛赴俄罗斯参加二战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次日，胡锦涛还特意接见了部分参加过莫斯科保卫战的俄罗斯老兵，对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功勋表示敬意。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作出安排部署。

这份通知中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是其最后一个段落：“各地各部门在组织纪念活动中，要广泛进行近现代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史的宣传教育，广泛进行抗日战争胜利历史经验的宣传教育，大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抗战，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份通知中，中华民国政府消失了，国民党军队消失了，只剩下共产党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看来，纪念抗战胜利是假，为自己涂脂抹粉是真。

中共在抗战中做了什么？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始终都没有处于前线，而长期龟缩于西北一隅。除了稍具规模的百团大战之外，中共所控制的军队根本没有与日军展开过大的战役。然而，百团大战却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指责彭德怀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暴露了中共军队的实力。此事亦成为彭“反毛”的一大罪证。百团大战之后，中共再也没有发动过一起对日寇像样的攻击，却一直贪得无厌地向国民政府索取武器、军饷和其他物资。同时，延安还明目张胆地组织军队和党政机关参与种植和贩卖鸦片的罪恶行径，并在与日本占领区的鸦片贸易中大发横财。为了一党之利益，不惜迎合日本占领军的阴谋，制造鸦片毒害自己的人民，其罪恶真是罄竹难书。这一事实，不仅在当时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彼得ܧ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载，而且在延安高级干部李锐等人的书信中也有所透露。

中共正是利用日本侵华的时势，得以从被围剿中绝处逢生。加之千古罪人张学良在中共的挑拨之下发动武装叛乱，导致中共终于取得了在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前线浴血奋战，精锐之师损失惨重，而中共却大肆扩张实力，置深重的民族危机于不顾。也正是因为国民党真抗战、共产党假抗战，才使得抗战胜利之后国共两党的实力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换位”，导致合法政府被非法政府所颠覆，一九四九年山河变色，重演了中国历史上以武力取天下而改朝换代的老调子。中共用武力攫取政权之后，在公开场合俨然以抗战功臣自居，但在私下里却恬不知耻地承认日本是其救命恩人──毛泽东数次接见日本政要，当日本方面就侵华战争谢罪时，毛居然说，要感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没有日本的侵略，共产党根本无法获得天下。

谎言写入教科书，真话遭到查禁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无耻的集团，却堂而皇之地在其钦定的历史书中将自己描述成为抗战的领导者，并大言不惭地运用“中流砥柱”这一“大词”。这是比某些日本右翼势力改写历史教科书更加可恶的行径：日本已经是一个高度民主化的社会，政府并不参与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教育主管部门只是作简要的审订。日本民间存在着数百种立场不一的教科书，而持鲜明的右翼立场、否定战争罪行的教科书只占不到百分之一的比例，使用这类教科书的学校和学生的比例则更低。相比之下，中国依然是一党控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政体，中共垄断了大学、中学、小学所有教科书的编写，垄断了所有的新闻媒体，并将传媒作为其宣传僵死的意识形态和虚假的历史信息的工具与喉舌。在中共“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官方教科书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抗战消失了，或者被矮化和丑化了，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卖国集团却摇身一变成为了民族英雄。我在两本涉及中日问题的著作《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和《暧昧的邻居》中，仅仅提及国民政府抗战的成绩以及抗战期间美国的对华援助，就被中宣部的审查官目为“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而被下令禁止印刷和发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甚至以“图书装订质量有问题”为由，从书店中回收了大批书籍进行销毁，重演了纳粹焚书的丑剧。

血写的事实不容掩盖
旅美历史学家辛灏年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指出，国民党军队坚持长期抗战是血写的事实而非墨写的谎言。辛灏年的这本著作尽管有过于美化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之嫌，但却用相当丰富的历史资料证明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地位：从淞沪会战开始，国民政府组织了大型会战二十四次，重要战斗一千多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百二十多万人，空军阵亡四千多人，其中在战场上壮烈牺牲的将军即有两百多位。尽管国军战斗水平参差不齐，自蒋介石以下的高级指挥官多有失误，但毫无疑问他们是二战中坚持时间最长的军队，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评价说：“为国民党军队说一句公道话，它与一个在组织、训练、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整整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便崩溃了，和英国──它则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这一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它在亚洲大陆上拖住了大约一百万日军──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于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如果历史在一九四五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的英雄史诗来叙述。然而，由于战后的垮台，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积极贡献，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败而掩去了光彩。”

对历史的话语权
其实，早在“七ܧ七”以前，关于抗战的话语权的争夺便已开始。当“反日”成为收买民意、彰显民族主义的口号时，那些在抗日方面最为消极的力量，却牢牢抓住这种魅力非凡的意识形态：如挑战蒋介石的广东、广西和福建的所谓“抗日政府”，都企图以“抗日”为旗号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其实他们都是日本亲手扶植的傀儡，日本给予他们大量金钱、武器的支持乃至军事顾问的帮助。共产党势力也与之相似：他们仓皇往西北逃窜，本来是想获得太上皇苏联的援助，却打出了“北上抗日”这一无比荒诞的口号。而更为荒诞的是，许多国民居然相信了这一“挂羊头卖狗肉”的口号──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吊诡之处。美国汉学家柯博文在《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一书中分析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在中国引发了巨大的民意压力，没有为蒋所用。救亡运动中的大多数人对蒋的宿敌中国共产党要比对南京政权的好感大得多。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利用民族主义的问题呢？如果我们把他们仅仅视为南京时代许多地方势力中的一种的话，那么这种信任似乎是不合常理的。他们举着抗日旗帜，但福建、广东和其他人统统如此。他们对日宣战，但他们的实际成就赶不上冯玉祥，他至少从日本人手里收复了战略城市多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与中共的斗争中，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失败，宣传的失败早于军事的失败。作为真正的抗战者，却未能握住抗战的“麦克风”，这是何等重大的失误！毛泽东曾担任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在宣传的本领上，国民党内无人能与之匹敌──毛泽东具有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那种将谎言包装成真理的超凡能力。于是，共产党人令人惊奇地变成了不曾抗日的“抗日英雄”。究其原因，正如柯博文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对许多中国人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它提出的社会和政治纲领远比国民党及其他地方领袖的纲领要激进。”内战之中，共产党成了胜利者，“赢者通吃”，从此便开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塑造起自己的英雄形象来──这也正应了另一个独裁魔王斯大林的话：胜利者自然可以掌握历史的表述权，胜利者享有不受批评的权力。

歪曲历史的中共没有资格纪念抗日
于是，又一场歪曲历史的愚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就在中共党魁胡锦涛赞美俄罗斯老战士的时候，若干留在大陆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国民党的老战士们却无人过问，有的甚至已经沦为乞丐，还有数百名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亦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眼里，哪里有他们的位置。近日，来自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以及从国民党中脱胎而出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访问了大陆。可悲的是，他们均不敢对中共方面打着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幌子、肆无忌惮地歪曲历史的行为提出异议，他们均不敢对所谓的“纪念活动”中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缺席”发出不平之鸣。他们连自己已然逝去的“党国”的历史都不敢去捍卫，哪还有资格说要为台湾人民的未来去打拼呢？

真正的纪念，必须建立在恢复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在此意义上，中共根本没有资格来纪念那场伟大的卫国战争。

二OO五年五月九日
(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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