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年时期，母亲因为外公的历史问题受到牵连，由山东的一个县城下放到一个偏僻的农村教书，全家随迁。父亲的学校离母亲的学校相隔数公里，父亲只是周六回来一次，星期天又赶回到他教书的中学去。我们姐妹仨人随母亲住在她教书的学校里，日常的家务由外婆料理。外婆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心中颇有城府。她与外人鲜有交往，喜欢娴静独处。我们安家所在的学校，是由一座破庙改建而成。用外婆的话说：这里前不归村，后不搭店。待傍晚学生放学后，若大的校园内仅剩下我们孤零零的一家人，颇为寂寥。
虽然农村民风淳朴，但我父母都不是本地人，所以当地人对我们颇感好奇。我自己渐已解事，也觉得我们家的生活方式有点与众不同，怪怪的。一次，我到邻村去玩，有村人问我：怎么只有你外婆在你家，你还有外公吗？我一时哑言不知如何作答，因为我从未听家人提及外公。
回家后，我问母亲：“外公已经老了(即去世了) 吗？”
母亲猛然一怔，说：“没有呀” 。
我又问：“他在哪里？为什么不来咱们家呢？”
母亲回答：“你外公是教师，在外地教学，没有时间来我们家” 。
我继续追问：“我们这里的学校每年有暑假，寒假，为什么外公的学校从来不放假呢？”
母亲正欲含糊其辞，这时在一旁的外婆似乎猜到了什么，她正色对我说：“以后不管谁问你家里的事，就说不知道！小孩子家嘛，一问三不知，神仙治不得！”
这真把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不明白家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隐隐中又怕自己出去说错什么话，心里总感到胆胆突突的。从此，在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里，我就失缺了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洒脱感。
1976年秋天的一个日子里，母亲突然宣布要带我们姐妹三人去两百里以外的三姨家，并悄声说外公退休回来了，住在三姨家，正盼着我们去看望他。
其时我们地处闭塞，一年中难得有机会出趟远门，听说去看外公，当然很高兴。何况在我的心里，另藏有一个小小的心计。因为我是家中长女的缘故，母亲会时常向我多透露点机密。记得一次母亲翻箱倒柜时，从她极为珍视的百宝囊中取出一封很陈旧的信，对我说：“这是你外公曾经写给我的信。你看这字迹，铁笔银钩，多有劲！你外公可有文采哩，他很会写文章，还画得一手好画。” 我那时正跟农村的一些小伙伴们学绣花，从而引发了学习绘画的兴趣，可农村的小学没有美术教师和美术课，我正出于一种求师无门的失落中。心想：这回等见到了外公，我一定让他教我画画。我想他肯定也会乐于将画技传授于我的。
然而，与外公初次相见的情景十分出乎我的预料。当我们随母亲风尘仆仆地赶到三姨家时，并未看见外公在喜气洋洋地迎候我们的到来，而是家里压根儿不见外公的影子。三姨家的人说外公正在给生产队看管菜园子，已经打发孩子们去菜园里请外公回来。可总是三番五次地请不回外公，后来天色晚了，母亲只好亲自动身到菜园里去，才将外公请回家来。
外公见到母亲和我们时的神情十分沉静，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甚至没有寒喧。他们父女已经是近20年没有见面了，是因为什么使他们变得像是路人一般没有了亲情？是外公精神有问题？看到外公冷漠的模样，就像是给洗过脑似的。
我们踏着乡间田边小路，在晚秋的暮霭中，寂寂地回到三姨家里。晚饭比较郑重地在炕桌上进行，母亲先是默默地将几碟较好的小菜摆在外公的面前，给外公斟酒，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孩子们都被大人怪怪的情绪所感染，没有像往常一样嬉闹，所以，那顿晚餐没有一点欢庆的团圆气氛。
更使我疑窦倍添的是晚饭的最后一幕，因为后来我的三姨夫酒足饭饱后离席而去，大人们才开始有了话题。
话题是从三姨对外公的抱怨开始的。三姨说她医专毕业后同班同学都安排了理想的工作，因为外公的历史问题，学校不给她分配工作。那年头根本就没有自己去找工作一回事。外公被关进了劳教所，家也没了。三姨成了丧家犬，走投无路，就只好回到农村老家去。因为生活所迫，匆匆就嫁了人。
那时找婆家主要看成份，出身好就不会挨批挨斗的。当时只看到他出身根正苗红，而且是复员军人，谁知结婚后才发现其人不但好吃懒做，还有嗜酒如命的恶习。婚后夫妻感情一直不好，如今只好嫁鸡随鸡，还要在农村下一辈子庄户地了。从此三姨由一个立志做一个治病救人医生的远大志向的青年变成了喂猪打狗的农妇，还要忍受着噩梦般的婚姻生活。这是多么大的变化!
外公颇不服气地说：“我有什么问题？！”
是啊，现在想起来外公有什么问题？外公年轻时为当时的政府做事，加入了当时的执政党组织，难道这是罪过？然而一个普通社会公民的最普通的社会存在，在共产党眼里便成了十恶不赦的大罪，这是多么荒唐啊。
因为我的家庭也深受外公的牵连，母亲也因此受到了很多委屈。这时，母亲竟一改对外公的亲孝态度，板起脸对外公说：“怎么不是由于你的问题？你看老大(指我的大姨)家的两个儿子，接连通过飞行员体检，却因为你的问题政审过不了关，不是受你的影响吗？孩子的前途都给耽误了！”。
外公被关了18年。一家亲骨肉，不能再亲的父女，已经是18年没有见面了，应该是怎样的悲欢离合呀！在失去了自由的18年里，外公一定都是无时不在惦记着他的亲人，思念他一手抚养大的女儿们。然而在劫后重逢本应喜极而泣的时候，却是女儿们的兴师问罪。
听了母亲的话，一看这个架势，外公手足无措，颤抖着用手摘掉了帽子，在炕桌旁就地作叩头状，一边说：“我有罪，我有罪！”。真奇怪！外公怎么像个犯人似的？
目睹大人们的此番论战，我不禁坠入五里雾中：外公不是个退休教师吗？何罪之有呢？三姨怎么那么恨他？又怎么会影响到表哥们参不了军，当不了梦寐以求的飞行员呢？
其后的几天家里的气氛依然沉闷，外公更是郁郁寡欢。一家人没有一点儿久别重逢的欢乐，外公对于我们隔辈人也是板着面孔。我看着外公压根儿没有含饴弄孙的兴致，感到倍受冷落，学画的打算也就无从提起了。
在三姨家和外公以及别人在一起，我感到很不开心，终于挨到了我们打道回府的日子。我们需徒步感赶到几里外的汽车站去。
那天天气秋高气爽，但是每个人的心里好像都堵着一块棉花似的。外公知道我们要走了，就特别主动的给张罗着，后又一直默默的陪送我们赶路。我们祖孙三人走在两旁都是庄稼的乡间小路上，一直走了很远的路程。待将要上公路的时候，在一片未收割的高粱地边，母亲劝外公停步，外公也未坚持，就在原地站住脚。我的想象中这时外公应对我们说几句惯常的客套话，比如邀请我们明年再来什么的，但母亲和外公彼此都没有多少话语。是外公觉得因为他的缘故使我们受到牵连而还在深深的内疚吗？
我们就这样跟着母亲继续沿着青沙帐边的田埂往前走，母亲这会儿已是三步一回头，看到母亲回头我也随着向后看。这时，我才有意识地打量一下外公的外貌，只见外公面庞白皙，身材颀长。他沉静而孤寂地站在田边的羊肠小道上，双臂交叉在背后，在萧瑟秋风中翘首目送我们渐渐远去……
秋风送别离，当时的我虽然对大人们的情怀不明就里，但从母亲与外公那言语无多，四目相望的郁郁神情中嗅到了不可名状的凄凉。这凄凉不就是因为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党文化对人性的扭曲和人间亲情的撕裂而又无可奈何么。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外公形单影只地伫立于田边小道的身影，一直定格在我记忆的脑海中。
翌年夏天，外公终因18 年的牢狱生活摧垮了身体，而且长期的精神的极度压抑使外公心力憔悴，抑郁而终。
八十年代初期，那时“上面”已经传达了给“冤假错案”平反的“英明政策”，父母周围的一些同事也陆续摘掉了多年来被压得抬不起头的“帽子。这时，母亲开始与我的大姨商量为外公平反的事情。可事情一开始就谈得不很顺利，原因是我的大姨坚决不同意为外公的事“上找” ，她认为外公的历史问题太复杂，翻历史的旧账没有好处，何况人都已经死了，再弄个“平反昭雪”的虚名还有什么意义呢？母亲则认为：外公含冤而终，死不暝目，好不容易有了平反的机会，再不讨个清白，难道还让他在九泉之下继续含冤不宁吗？就这样，姐儿俩各执一词，定夺不下。后来，母亲亲自跑到外公生前所在的县城去，为外公的平反落实了政策。
母亲回来后，同父亲谈及办事的经过，这时我年已渐长，父母对外公的事情得到平反也满心欢喜，所以对我们不像以前那样避讳了。我这才得知外公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其时，外公是山东某县一所中心学校的校长，但他早年加入了国民党，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国民党党员，因能写擅画，曾在报社作过编辑。五七年反右运动伊始，他的这份经历便成了在劫难逃的历史证据。他先是被指控为反对“统购统销” ，继而被扣上了“中统特务”的帽子，其后又被判“劳改”了十八年。这便是我幼年时候一直不能见到外公的原因。
大姨为什么不同意为外公平反的事奔走呢？，父母也用闲常话语作了剖析：“老大” 是吃官饭的，深知共产党株连政策的厉害，外公的历史就是一个马蜂窝，不碰为好，一碰说不定又出新问题。大姨怕了。大姨是外公四个女儿中最有身份和地位的一个，她十五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某县共青团委作文书时，结识了时任县委书记，其后建立了美满家庭。当时，大姨的丈夫年仅24岁，可谓前程无可限量。几年后，大姨夫升迁到地委担任领导职务。
到了五七年，外公的事情突发了，这给大姨夫的仕途平添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使他的职位在其后的二十年里一直出于原地踏步的状态。在“文革”时期，这个在政治上一向要求进步的家庭更是倍受牵连和冲击。据大姨在九十年代末的追忆中(其时大姨夫已因病去世}，母亲才得知：在“文革”期间，大姨夫曾被调回到他担任县委书记的某县去，隔离审查十个多月，期间与家人没有一丝联系，家人也不得作任何询问。在无望的焦虑与等待中，大姨在家独自照应六个孩子，还要承受来自外界的各种压力，不到半年时间，年仅三十几岁的大姨就脱掉了大部分头发。
等大姨夫终于返回，十分机密地告诉大姨组织上一度追逼他交代的问题是：当年国民党撤离大陆的时候，曾用过该县{当时大姨夫任县委书记}所属的码头。因为大姨夫后来有一个国民党员的岳父，说他有与国民党特务作里应外合的嫌疑。组织并指出两条路以供选择：一、交代问题，坦白从宽。二、与国民党特务的女儿离婚。当时大姨还开玩笑说：那你回来离婚嘛。大姨夫答道：凭什么离婚？我的六个儿女是从哪里来的？由此可见共产党员也有人性存在。大姨与丈夫感情甚笃。
母亲对大姨一直有意见，因为在外公被关押的近二十年里，作为长女，大姨从来没去探望过。外公出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她也未敢与父亲会面。甚至外公去世，她都不敢前去送葬。在外人看来实在有悖亲情常理。
母亲总是埋怨大姨说，把乌纱帽看得比命都重要，生怕树叶掉下来打破头！就在是否为外公办理平反的这件事儿时，母亲还顶撞大姨说：翻历史的旧账，你们怕丢乌纱帽，就由我去找好了，我一介平民没啥可怕的。其实，在外婆的眼里，大姨一直是至贤至孝的女儿。我想在大姨的内心深处，一定有她难以言表的矛盾和痛楚，她并非弃情绝义之人，只是中共残酷的政治环境逼迫得她不得不在某些事情上违心行事，以保全自己。中共的迫害和对人性的扭曲，自此可见一斑。
光阴如梭，如今母亲也已经退休。作了一辈子教师的母亲时时想起外公悲惨的一生。每当过年和清明节的日子，母亲总会摆一桌酒菜来祭奠外公，去给外公送纸钱。希望外公在另一个世界里平平安安，如果转生就到远离共产党的地方，投生到一个好人家。
(看中国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