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14日杨景端医生应邀在哈佛大学, 燕京“中国论坛”作了题为《中国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演讲。他以一个医生的独特视角，分析了当今中国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状及其病因。
医生嘛，只能谈病，谈别的都是外行。其实说来说去，共产党玩枪杆子也好，玩笔杆子也好，其实它最会玩的就是人，所有一切的一切，最后就是落实在人心上。我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丁玲的故事，她是早期有名女作家。1958年百花齐放时，她也放了一下，结果被打成右派，右派平反后，她很奇怪的。别人都觉得她应该对共产党颇有微辞，她不但没有微辞，而且还为共产党反右作辩护，她的言词比中共内部的左派还要左，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第二个故事呢，也是一位女士，她叫滕春燕，是大赦国际在全球营救的纽约一位针灸科医生。她是因为去中国想要了解法轮功学员在精神病院的情况而被抓。抓了以后判刑，全球都在营救她，结果出来了。出来之前上了中国大陆电视台，她说：“我真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这里的管教对待我就像亲人一样”。她是恋恋不舍呀，她说我没有受到任何虐待啊。当时大家都愣了，国际大赦也傻眼了，很多人都想她一定是被逼迫才这样讲的。其实我告诉大家，不是的，她真是这么感觉的，真是这么想的。 她们真的病了吗？她们真的是病了。她们得的什么病？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其实这个现象，很早以来就有。但是一直到 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突然闯进了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对着一家银行一阵狂扫乱射，一边射一边说Party（晚会）开始了，就有三男一女的店员被抓，并被扔到地下室黑房子里。六天以后，这几个人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而且她们认为营救她们的警察要害她们，而绑架她们的人是在保护她们。为什么？因为在这几天当中，绑架她们的人，除了对她们的生命进行威胁外，而且还让她们相信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她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打死她们，没开枪，她们已经感激不尽了。不但如此，他们还给她们食物，给饭吃。啊呀，这几个绑匪一下就变得像神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种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使她们认同了绑架她们的人，甚至他们喜欢的，她们就喜欢;他们讨厌的她们就讨厌。结果她们被营救出来时，你听不到她们对绑架者的控诉，相反的是，一位女士说：他们俩个根本就不是坏人，她还和其中一个订了婚。还有一个干脆在全世界为其中一个绑架者筹款，还建立了一个为绑架他的人辩护的基金会，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的四个条件
要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需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毫不犹豫；第二个条件是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第三个条件是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第四条，让你感到无路可逃。这四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那么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个国家。这就是我讲的中国社会造就了群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为中共是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大师。
让我们一条一条来对照，第一条，它对生命的灭绝和迫害，从中共一开始，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一直到镇压法轮功，每一次政治运动它都在告诉人：我会毫不犹豫地对你下手，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两手都要硬”，要枪杆子。
第二条，它有给你小恩小惠的权力，它控制了你的所有生活资料，给你分房子，给你提级，给你平反！所有的这些好处都是在恐怖的框架之下。所以呢，我如果跟你讲：人最大的人权是生存的权利，你可能听得还挺舒服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拿着枪站在你的背后，对你说，嘿，人最大的人权是生存的权利，你是什么感觉？你就会感觉到是生命在到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最爱说一句话：“人的最大的权利是生存的权利”，让你们时时刻刻感觉到，你的生存就在一念之间”。
第三条，为什么要控制舆论，就是让你的思想除它之外根本接触不到第二种信息，除了它给你的，你不会相信任何人跟你说的话。所以它要控制笔杆子，控制舆论，这对它来说就是生命线，就是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从小就要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如果共产党垮掉了，中国就完了。所有的舆论都在给人灌输：只有共产党才能将中国管住。
最后一条就是说它就是让你感到绝望，无路可逃。就把你的一切让你觉得根本没有希望。
社会环境与精神病症
说了这么多那么最后的前景对中国来说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我对中国未来的前景我有两个感觉。
第一，很不乐观。为什么不乐观？因为中共实在是既残暴又狡诈。他既会动刀杀人他也会小恩小惠，那他是高手。他就这样把这个强大的国民党玩到台湾那儿去了，又把这个落魄的国民党玩回大陆。
第二个是我们的人民和老百姓社会是反覆受到了创伤，反覆创伤。一次次的运动我们都受到了创伤。所以毛泽东很清楚，说每隔三五年我们就要来一次运动。为什么？就要让大家反覆地强化感受到这个恐怖。让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永远不得康复”。
第三个问题很重要。在海外的人都知道，当你要跟在大陆的人讲一些海外的消息的时候，他不爱听，他甚至跟你吵，甚至还很生气。费城自由钟大陆官方代表团一拨一拨的，自由钟嘛，你到这儿来拿一份报纸的自由可以吧，说句话的自由可以吧。他不仅不接他还躲，甚至你要真给他一张报纸他骂你跟你吵。这是什么现象？（有观众回答：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错了，这是“认知分裂症”。这不是我编出来的名词。这是1957年，里奥夫．德塞斯基教授发现的一个现象，这是社会心理学上的一个重大改革。它描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描述了一个现象。
当一个人，它有两个互相对立的信息放在面前的时候，你马上很不舒服。怎么不舒服呢？看到的不一样啊，特别是信息感到很残酷，他不舒服。人嘛，都是想舒服的嘛，他就本能的就要减低他不舒服的程度，他就必须要否定一个，然后进一步的强化合理化另外一个。他怎么取舍呢？就看哪一个对他来讲更安全。如果他生活在中国大陆，他就一定要相信中国大陆对六四的镇压，对右派的镇压，对法轮功的镇压是正确的，这时候他就会很舒服了。但是他如果接受你说的这一套，他很痛苦，他又不能做什么，他一做的话马上他的生命就有威胁。中国有句话你干啥都行别炼法轮功。因为马上你的生命就存在威胁。所以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就不要听。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感觉咱中国人确实很麻木，对自由很麻木，他回避政治问题。你跟我谈啥都行你别跟我谈政治，一谈政治就害怕。这是一种什么症状？猜一猜？这叫慢性创伤后应急综合症。因为这个创伤以后人都是很痛苦的，所以他就不愿意回想它，他就回避任何会使它引起回忆的东西，他就感到很麻木。因为他如果要是去感受，他就很痛苦。我们人谁愿意痛苦？不愿意痛苦。面对这种情况你有三条出路。第一条像老舍那样找个地方去自杀；第二条，像丁玲一样去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第三条，就是像胡平先生这样流亡国外。
我们怎么样应对这个问题？这儿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人面对创伤以后他产生到强大的愤怒。但是这个愤怒他是不敢对着共产党发的，那还了得，但这个愤怒总得有地方去呀，当然他只能回家去发，对他老婆发火。但是这个东西就像一时埋藏在那儿，只要有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他就会把它发出来。比如说这一次要组织一下，政府发现要给日本人一点压力，转移一下大家对九评啊、退党的注意力，搞一下反日活动。这个反日活动是什么？把大学生组织起来搞点什么。好家伙，一看这一下机会来了，那火，怒火全上日本人哪儿去了。很多火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也许是从拆迁房子那儿来的，也许是从共产党那儿来的，最后烧到日本人那儿了。结果马上就失控。一看失控了，赶快收，赶快抓，要把他疏开。所以这个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就说很容易产生。这么多的愤怒压在心理上，只要给他一个理由甚至也能引起大祸。所以这对中国危害是很有影响的。
处方 对策 出路
那么怎么样对策呢，希望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即没有疯也没有病，我们中国人只是太热爱生命了，太想活着了。否则我为什么要得这“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综合症”啊？我不就是为了活下来吗！是吧？我们中国人太想活了，只有顺从共产党我们才能活下来。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现状。不是中国人傻，中国人麻木，或中国人胆小没有脊梁骨。从我这个医生角度来看，我只能说我们中国人太热爱生命了，太想活着了。这没有错呀，这没有错。
所以第二，我觉得我们对我们的中国同胞，特别是大陆的同胞，不管他现在对你的说法做法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对他们都不能够责备，嘲笑，谩骂，或者是失望。因为你这样做适得其反，不能给他施加压力，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做。我们要让他始终感觉到我们在支持他们，我们理解他们，我们千方百计地想要让他知道真相。至于说他愿意接受到什么程度，那就应该要让他自己有一点时间和空间来做。
第三，我们一定要揭露这个施暴者的邪恶和他的伪善，特别是伪善。因为施暴不行，它必定是有小恩小惠来控制。这个小恩小惠才把人彻底改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揭露他，让所有的人中国人都知道，你给我发工资是应该的，这本来就是我挣的钱，你给我分房子，那房子本来就是我的，你分什么？要让他知道这不是你的权利，你没有权利来杀我！
最后一定要让咱中国人感觉到最残暴的人就是最虚弱的人。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害怕的应该是这些残暴的人，他们会有报应，而不是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让我们的同胞知道：我们没有理由害怕，我们不应该害怕，那些施暴的人才是最胆小的人，最虚弱的人，才是应该害怕的人。
讲这么多。我感到接下来是很光明的。为什么？第一，民主自由是世界潮流。正所谓“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讲这些大家可能都能够看到。第二，互联网，大家想没想到，互联网的发生你想控制信息已经控制不了了。从这个《九评》就可以看到，它为了挡住这个九评，它不惜玩国民党，不惜玩日本人，它要让大家不要看《九评》和退党的事，这就是它真正的目的，在这上。它已经感觉到，一百三十万人退党。很了不起啊。这说明什么？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拒绝做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很有希望的。我觉得大家应该多有一点信心。谢谢大家。
（新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