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北大在一九五七（上）

发表：2005-06-23 00:32

一、反右"完全正确"吗?

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后的当年，毛泽东自负地说："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是在一九五七年。"次年，他又说："去年右派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打下去，中国出了纳吉，右派登台，这些人一股风都上来了。打倒共产党，他们都干……"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再次得意地为反右运动作总结："镇压反革命，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罗隆基、龙云实际是反革命，定为右派，以示宽待……一个肃反，一个反右，匈牙利事件就闹不起来"。"我们作风好，反革命杀了一百万，匈牙利没有杀。我们作风好，反霸、镇反、反右。"

对毛泽东来说，反右当然是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事过四十年，当今的中共中央也仍然坚持此一说法："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与毛不同之处只在于他们承认反右反得过了，"扩大"了而已。

国内党史界当然也持此一观点。《１９５７：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是近来关于反右运动的专着。这是朱地先生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党史专家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的作者）指导下做的博士论文。朱先生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反右的不幸结果是鸣放者过激言论造成的。别有用心的家伙使得毛泽东犯了错。"五月及六月上旬的座谈会也存在着两方面的严重问题，一是一些党外人士，其中包括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片面地强调批评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一时在一些场合造成了只能提错误缺点、不能谈成绩和反批评的不正常局面；二是五月中旬以后，中央原定的整风方针开始动摇，逐渐地转向了反右方针，此后的座谈会已经背离了最初的旨意，成为引蛇出洞的一个重要手段"。

据朱氏说："我的论文完成后，曾送请十九位国史、党史界专家审阅"。所以此书似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国内官方的观点和立场，甚有代表性。如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另一位党史专家周逸先生也认为，在鸣放"过程中，有极少数人确实乘机活动，散布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言论。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开始进行反右派的斗争。从此，整风运动受到很大冲击难以进行下去。"

但是，这"完全正确"论是站不住脚的。现在仅以北京大学的鸣放为例，看看北大师生的鸣放是不是"放肆地"向中共"发动进攻"、为什么中共为那一历史事件作的结论完全站不住脚。

二、否定"肃反"，为胡风申冤

肃反，按毛泽东下的定义，叫"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人民日报》发表的口号则加了个"一切"："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待肃的"阶级敌人"身上没有标签，都是"暗藏的"，这就非造成恐怖不可。北大历史系助教王承照在肃反时挨斗自杀，罪名是"三青团骨干"。他是个才气横溢的青年，系里几位老教授为此痛心不已。鸣放时，该系几名学生将大字报贴到系党总支部书记办公室门口，谴责其"草菅人命"。（反右中他们全部被划成右派）

因为毛泽东指示将反革命"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北大俄语系教授魏荒弩批评道："中央决定肃反对像有百分之五，这是太主观了。……这样就产生了超额完全任务的现象……许多人被迫自杀，但还被扣上畏罪自杀之名。……肃反是集反宪法之大成。""肃反运动是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北大数学系学生孙传化主张："建立健全的法制，以使肃反中出现的以莫须有的罪名任意斗争，以及党委私设刑堂、逼供等现象不再发生。"

北京大学物理系王书瑶贴出大字报："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斯大林"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的屠杀……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在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

新闻系蒋文钦同学贴出《与北大党委书记史梦兰同志商榷》的大字报："北大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肃反运动，百分之九十几都斗争错了。错误的根源不在于工作方式，而在于脱离群众，以宪法为儿戏的官僚主义。"哲学系羊华荣同学在大字报《重新估价肃反》中说："肃反有如下缺点：１侵犯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斗错了人，关错了人，迫坏了人，迫死了人"；２破坏了法制，损害了宪法，损害了民主自由，如限制一些公民通讯自由、人身自由、无根据的搜查、看禁和逮捕。３促使了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墙更高、沟更深，少数党员在肃反后，在人民头上高视阔步。４摧残了人们应有的感情，破坏了多少家庭幸福，拆散了多少鸳鸯，损害了多少友谊……"

物理系学生刘奇弟本人在肃反中曾被关押，与胡风在同一所监狱呆过。他在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中写道："胡风是一位进步的作家，是民主战士……他向青年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为青年所爱戴、尊敬。……《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他还在他的大字报旁边张贴了一副对联："铁窗禁贤良，天昏地也暗"、"忠臣血洒地，鬼神俱哭泣"。数学系学生孙传化则张贴大字报，"要求把胡风问题交待清楚，无罪释放、道歉，有罪依法公开审判。"

中文系崔德甫同学贴出大字报《最高法院必须向全国人民公布胡风事件的下文》："有人说，毛主席说"胡风不闹小集团也还可以说话的。"请问主席毛泽东同志，共产党员何其芳、林默涵等，何曾没有小集团？何曾不在闹小宗派？周扬等何曾不在排斥异己？为什么不反一反他们？为什么让他们放炮、不让胡风开口？"哲学系黄学诗认为："根据已发表的三批材料得不出胡风是反革命分子的结论。"历史系张磊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人民日报公布的信（丁注：胡风集团成员的通信），不可全信。《人民日报》是新闻机关不是法院，不能随便宣布人的罪名。"法律系助教潘世明指出："在惩治反革命条例中也找不到胡风究竟属于哪种类型的反革命。""胡风……要当文化部长……不让胡风当文化部长就行了，何必要扣他一个反革命帽子。高饶事件是党内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不让他当就行了（指高想当总理和党中央总书记──丁注），何必要扣他一个反党集团的帽子，对党的威信也不好。"

三、所谓"反苏言论"

一八五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俄国人乘人之危，入侵我黑龙江流域，扬言要与英法联合对华作战，逼迫当地清军签了《瑷珲条约》。此一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了去，又将乌苏里江以东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定为两国"共管"。俄国人抢去一大块肥肉，举国欢庆，将与瑷珲隔江相望的海兰泡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报喜城。

当时中国积弱贫穷，不堪一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咸丰皇帝出逃、圆明园被焚而告终。俄国人乘势逼迫清廷签署《北京条约》，不仅承认了《瑷珲条约》的内容，而且变本加厉，又将条约中划定两国"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了去。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于一九二○年九月发布第二次对华宣言，宣告"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和永久地归还中国"。

不幸列宁过早死去，未及实践此一宣言。斯大林掌权后，先是否认那个"对华宣言"的存在，继而杀人灭口，将签署此宣言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列文•卡拉罕作为"叛国犯"枪决，从此不提这段公案。

辛亥革命之后，沙俄曾一度策动外蒙独立。到了一九二二年，苏共又支持外蒙共产党发动革命，夺取了政权，宣布独立。当时谓中国本土尚在反动政权统治下，待中共革命成功后自当回归云云（假设这是列宁的善良本意）。毛泽东三十年代在延安接见外国记者时还说：中国革命成功后，外蒙将自动成为中国的一部份。但斯大林继承沙皇的衣钵，在二次大战后又用计逼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承认了外蒙的独立。一九四九年后中共执政，毛泽东发现，在斯大林控制下，外蒙"自动"回归祖国的梦想已经破灭。"新中国"要多方依赖苏联，毛在蒙古事务上只得放弃原则，服从莫斯科的意志。他步国民党的后尘，亲自到苏联签订了又一个"中苏友好条约"，承认外蒙独立，并与外蒙建立"外交关系"。从此，外蒙正式脱离中国，成了苏联卵翼下的一个附庸。

当然，毛泽东不是石敬塘。他只是斯大林的小弟弟而不是儿皇帝，自不肯将国土拱手让人。只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他不得不依靠苏联。既然苏共不肯将其沙俄老子抢去的中国领土还回来，毛泽东只好禁止人民发议论。

在鸣放期间，对斯大林深恶痛绝的许多学生提到被沙俄用强权割我土地、苏联霸占至今不肯归还的事。结果反右中他们大多数成了"反苏"的右派。北大图书馆正门外摆着莫斯科大学赠送的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塑像，一些学生建议校方，搬走罗氏塑像，换成李大钊或者鲁迅的塑像。因见校方毫无反应，十几位同学行动起来，自己动手搬迁塑像。参与此事的学生也大多成了右派分子。

北大历史系学生陈斯骏，仅写了一篇文章评论沙俄海军上将乌沙科夫，也被冠以"反苏"罪名而扣上右派帽子，尽管乌沙科夫是沙俄时代的将军，并非苏联人。北大一个学生在大字报中说，外蒙古的主权是在蒋介石手中丢失的，我们有理由不承认。他并不"反苏"，更不反共反社会主义，却也成了右派。

一八五八年，沙俄用武力强迫清廷官员签订"瑷珲条约"，将中国的黑龙江北岸六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去时，在那片土地上有六十四个中国居民村屯，共约两千户、一万余人，散布在黑龙江以北、结雅河以南、南北七十公里、东西四十公里的土地上，史称"江东六十四屯"。条约规定，那些中国人"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由中国官员管理，俄人不得侵犯。可是到了一九○○年，沙俄决清除被其割去的土地上的中国人，在海兰泡一带"将华民之在俄界者十余万人"，"尽行屠戳"。事后，六十四屯人民纷纷避往黑龙江以南。七月二十日，哥萨克骑兵闯进六十四屯，将未及渡江的七千多中国居民全数杀戳。俄军将财物抢劫一空之后，放火烧掉全部村屯，从此霸占了那片土地。

当年十二月，列宁曾着文谴责沙俄侵略者"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可是，如今自称列宁信徒的中共领导人却为了向苏共示好，不准人民再议论此事。北大历史系学生雷光汉说了一句"苏俄霸占我国江东六十四屯"，便被定为"反苏"，扣上右派帽子发配到中国最西端的边境塔城劳动改造去了。

由此可看出，中共一向标榜的"爱国主义"里，并不包括为中国人普遍接受的民族大义。当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与中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生冲突时，被牺牲的往往总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譬如越南战争期间，毛泽东为了支援越共打美国，擅自将北部湾中的我白龙尾岛赠与越南。而今自食其果，越军盘踞该岛，对中国的海军构成莫大的威胁。在此不赘述。

四、反专制，争民主

共产党自得到政权起就在思想文化界实行的严厉控制，从未遇到过挑战。如今，北京大学的学生激烈地批评道："禁书、禁报、禁新闻、禁听外国宣传……这些都是向历代统治者和外国统治阶级学来向人民专政的妙计。……其效果之显著，秦始皇焚书坑儒、清王朝文字狱也不能相比。""应开放一切禁书，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应该登在报上。"物理系学生王存心张贴大字报《呼声》，说共产党与中世纪的教会"有许多极相似的地方，譬如１操纵一切，从国家政权到人民生活；２令人窒息的思想统治；３法制不健全（圣经当法律、宗教裁判所）。细心考察一下，还可以找出不少'一一对应'：耶稣基督对应于马克思，圣经对应于马克思主义，各地党委书记对应于各教区主教，教皇对应于……我希望在我们的时代，多出几个哥白尼、伽利略式。的真理战士。"

还有人用笔名"天水心"贴出大字报：
"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人民全体，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换。
"略举一二事例：
"宪法规定人民有选举权，然人民代表已由党内定。人民不认识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
"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然而报刊、广播、电台均为党所垄断，凡发表与党的调子不谐和的言论，概以反革命论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然而凡结社、集会不经党批准，并接受其指定领导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人身自由，然而'肃反'表明：各级党组织负责人都有权以党的名义，限制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的自由。"

该大字报还提出："反对以'党主'代'民主'。把民主权给予人民，让人民享受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的充份保障。"

在大字报《呼声》中，王存心还呼吁："取消共产党在政府中的特权。领导权属于人民群众自己挑选的领导者（不要自封）。"生物系学生蒋兴仁在大字报写道："党把自己的领导强加于人民……既不让人民选择，更不许人民有另外的选择对象……不让竞争，排斥异己，不能不使人怀疑是不是有自私的目的。""先基本决定了才让大家举手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假民主，是带有独裁性的。……不论大小由党领导一切事务"先已决定，不许反对，没有竞争是假民主。"物理系、数学系的大字报中还有这样的意见："人民代表大会选几个人圈定几个人，不时行竞选，不民主也不够味。资产阶级民主的旧形式如两院制、两党制、竞争、相互争辩，应当可以加以利用，加进新的内容，为社会主义民主服务。""应当让候选人到选民中说明自己的主张。"

新闻系王国乡同学写了大字报《北京大学民主运动纪事》，他提出："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他向同学呼吁："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民主是谁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里面，还搀和匈牙利人流的血液。"

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在集会中发言说："我们要研究的是三害（当时中共宣布整风，是要整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简称"三害"──丁注）的根源，历史走向何方"，"（我）毫无保留的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对其他的一切都要探讨和怀疑……"哲学系学生叶于生提出建议："让现存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有同等的活动机会，同等竞争。""严格地、具体地规定共产党在政权机关中的地位。""整风完了用什么保证三害不再发生呢？必须改革制度。……我认为必须从大的方面着手，比如我们的政治制度、选举制度、工厂管理制度、法制等等。"

四月间发动鸣放运动时，毛泽东曾将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请到天安门城楼开座谈会时，蓄意迎合那些人士的心理，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职权）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北大物理系学生严仲强张贴了一张大字报《疯子的话》，呼吁"取消党委制，一切权力归校行政、学生会、班会。"

五、情绪激烈的鸣放

鸣放期间的北京大学，有的学生持脸盆在路边敲几下，等人们聚拢来，便发表演说抨击时政。五月二十九日，学生们组织了"百花学社"，成立"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六月二日，部分学生组成"北大访问团"，到天津南开大学等学校去串联、点火。他们不仅搞演讲，还创办了刊物《广场》、《接力棒》，将他们的文章编成"北大民主接力棒"寄发全国各大专院校。他们主张"开展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据当时上海《文汇报》的报导《北京大学"民主墙"》介绍，北大学生辩论的问题有：要不要取消教条主义的政治课？要不要取消党委负责制？新生入学由校方硬性规定学习的专业是否应改？

共产党自得到政权起就在思想文化界实行的严厉控制，把所有的报刊杂志都当作"党的喉舌"从未遇到过挑战。如今，北京大学的学生激烈地批评道："禁书、禁报、禁新闻、禁听外国宣传……这些都是向历代统治者和外国统治阶级学来向人民专政的妙计。……秦始皇焚书坑儒、清王朝文字狱也不能相比。""应开放一切禁书，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应该登在报上。"谭天荣在物理系同学的辩论会上发言道："现在的出版自由还不及资产阶级社会，比不上希特勒德国……比希特勒的检查制度还要糟。"人民日报……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

北京大学数学系四位学生贴出大字报《我们的建议》："选拔留学生不要考虑政治条件，完全按照考试办法选拔留学生，任何人不得享有什么特权。"

共产党干部享有的特权也是北大学生也直言批评的对象："取消共产党在政府中的特权。领导权属于人民群众自己挑选的领导者（不要自封）。""这些特权不仅是经济上的报酬，还有政治社会地位和各种制度的保证，形成了一个当权集团的整体。……这种特权的存在，使按劳取酬分配原则挂上了虚伪色彩。"共产党官员"已开始自觉的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相互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

北大西方语言系的学生先在系里开了个"控诉会"，由三名在肃反中曾受到不同程度迫害的同学上台控诉。之后，他们又移到学校办公楼召开大会。校党委闻讯，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诉"二字，但遭拒绝。顾文选同学在控诉会上抨击某些干部："这些名义上为人民服务的，又不与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在群众有汽车作了他才坐；群众有呢料的衣服穿了，他才穿；群众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实上那些人却享受着特权，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群众……"

（浴火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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