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书的印刷质量大都十分低劣，错字别字、漏句漏页和错行错页屡见不鲜。少数新版和盗版禁书用电脑排版印刷，质量堪同正规出版物相比。然而价格低廉，易为百平民百姓所接受。一本《晚年周恩来》在香港正版售价一百多元港币；在地下书市盗版书仅为二十元人民币《中国秘密战》在大陆正版四十五元人民币，盗版仅十元人民币。一位地下书市的摊主夸口地说，香港台湾或大陆被禁的任何一种畅销书三天后我就可以卖给你。
像三里河一样的书市仅在中共首都北京便有十多座，“天高皇帝远”的全国各地便可想而知。深圳罗湖关口，书贩背着成包禁书四出兜售，居民小区不时出现的流动书摊上，在滞售书中夹杂着《中国农民调查》《往事并不如烟》《中国秘密战》等大陆禁书。因此目前在香港出现了禁书倒流的怪现象。门槛精的香港人仅用十分之一的价格在深圳买了港台出版的盗版禁书带回香港来阅读。
地下书市繁荣，因为有一个完整的地下出版系统。一位北京地下出版商介绍说，他拥有一座电脑排版印刷的出版社。编辑校对、装帧设计、美工排版一应俱全。任何禁书淫书他都出版，包括《大纪元时报》的九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文章。而且他可以根据书的内容，确定发行量，最多可达十万册并能保证书在三天内可发送到全国二千六百个销售网点。
他办得到，因为处于穷乡僻壤的广大农村地区有多达四千个地下印刷厂。这些地下印刷厂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一木书分散到几座工厂，每个厂只印刷若干页，装订另有专业工厂，发行有专门渠道。二千六个销售网点，四千多座印刷厂和上百家地下出版社组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地下出版王国。号称“中国第二印钞厂”。排名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的第三位。
国外出版自由，无书号亦可出卖，申请书号也不用花钱。中共以分配书号予官方出版社来管制出版，于是衍生书号买卖一独特生意，地下出版事业的核心问题是盗版书和书号非法买卖。中国目前有经批准的正规出版社五百六十八家，每年出书约二十万种。其中教材和教辅占去一半。一般图书十万多种。而每年通过买卖书号进入市场的图书占市场的五分之一。五百上八十八家正规出版社如果不依靠卖书号或协作出书将难以生存或争取暴利，至少有一半无法维持招致淘汰。北京一家年前撤销的出版社在二年期间出书共二百九十种，其中买卖书号一百二十七种。全国已有五十多家出版社因买卖书号而被勒令停业。业内人士估计，现在国内活跃的二千多家民营和地下书商，如果假定这些书商每年出书十余种，那么每年流入市场的产值便在二亿元左右。
在中国，正版书和盗版书的比例为一比一点五，盗版书大于正版书，可见盗版书的狷獗。武汉有一所大学的外语系，学生所用教材“大学英语”使用不久纷纷脱页散架，一查竟是盗版书。盗版书成本低廉，无稿费支出、无固定成本和前期费用，其成本开支仅占书价的五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批发价和三分之一的零售价便是盗版书最保守的获利空闲。盗版书狷獗的原因，一是非法书商和地下出版机构同出版社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用少量的交际费、好处费或回扣取得书稿的电子版或印刷用的胶片。二是市场管理法规不全或有法不依。三是正版书定价高，盗版书价格便宜。
严管意识形态，打击新闻出版自由不遗余力的中共，为甚么对这颗精神原子弹视而不见放任不管呢？原来中共有说不出口的难言之隐衷。首先是管不了，其次是地下出版王国养活了几十万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同时也豢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一旦取缔，这些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失去养家糊日的生计，贪官污吏更丢掉了财源。为此产生的反作用力十分可怕。如同盗版光碟、卖官翠爵、假冒伪劣商品一样无法禁止。因为这是腐败堕落的中共一党专政的孪生物。当然，地下出版业并非一无是处，在突破中共出版管亦力莫大焉，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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