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焱：一则旧趣事

七月十一日，　星期日
　
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我今天的文章还没有动笔写作。在过去的三个多月里，我也曾有两次在礼拜天不写作，主要原因乃是上午整个地贯注入主日敬拜上帝。但“每天一文”乃是硬性的任务，虽然我知道这每天的文章都是上帝所恩赐。今天的讲题题目就是原文取自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第16节“常常喜乐”，“Be Joyful Always"。这是一个很短的讲道，共两点，。第一，因为上帝时刻在看顾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喜乐，哪怕是在患难之中。第二，上帝赐我们喜乐，故我们可以常常喜乐。今天的主日崇拜还有圣餐。我主领圣餐时，非常严肃，并把二星少将军牧赠送给我们的纯金饰带披上，并根据福音派的规则，正规地主领这一仪式，圣餐乃是我们经历主基督恩典的特殊途径，当然也使我们在短暂圣世生活中经历永恒。极富有意义。

下午回到车屋，我就整个地把我的特大箱子翻出来，里面有百十来本精华之书。我泛读的习惯乃是每次随手翻弄几十本书，直到筋疲力尽为止。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则讲完道以后，十分兴奋，也很疲倦，不能再做其他的事，唯有泛读最好，是一种极有收获的学习也是休息；二则我想找到今天写作的灵感。时间已到晚上九点二十分，明早五点还要起床干重体力活（我们的车屋已经被沙包所完全掩护），本已是休息的时候了，今天要写的东西似乎还没有头绪。

我把书装进大箱子，正在犹豫是写作呢还是睡觉。突然一丝念头闪来，我立刻来了灵感，并且忍俊不禁，时间正好是九点半，这念头是关于我在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读书的事。坦白地讲，离开师大已经十八年了，很多同学都已记不起来，尤其是男同学，女同学倒是还记得几个。但有一位男同学例外，他是81级学生，比我高一班，人非常单瘦矮小。但是他的几件趣事令我时常忍俊不禁，以致十八年后我惟独没有忘记他。而且今晚怎么突然想起他，他的名字我当然记得，与中国小说史上大美女潘金莲同姓，不过完全与她的事没有什么牵连。

第一件事是，在我几十年与人握手较量手劲的历史上，潘同学尚还是最厉害的一位。那时我不知为什么练上了什么“铁沙掌”，专门用手来打树、打墙、打书本、打铁栏杆。几年以后，练得不打东西就手发痒。仗着年轻，常常与人比手指抓握之力。有一次握到潘同学的时候，我整个地震惊了，他用力抓来，整个象触电一样，把我疼得直流眼泪，从那时我就放弃练“铁沙掌”，真的是象金庸小说中的铁掌帮帮主裘千刃碰上老玩童周伯通一样，两者差距太大。令我吃惊的其实还不是他的手力抓劲极大，而是他身体十分短小瘦弱，当年我在他面前都算是大个子，我纳闷如此身材之人，这力气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告诉我他练气功，每天早上都要练，非常认真。关于他练气功的事，从他们班里传出来关于他的故事，会把当时的我们笑得原地打滚。有一次潘同学练完气功回到宿舍，宿舍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他慢条斯理地开始打水洗脸，中午同学们都回来了，他就问，今天上午你们去哪里了，怎么一个人都不在宿舍？同学们回答说，今天上午我们有两堂期末考试，你不知道吗？这潘同学还是慢条斯理，噢，怎么我不知道呢？怎么没有人告诉我？

这还是小故事，他的笑话故事更多。但就是这位潘同学，他的手指的抓握力，让我触电一次，我到今天还记得也服输，因为现今军营里的美国猛汉，虽然他们的力气论斤两还是蛮大的，却不会让人触电一般疼（他们当然不练气功罗）。

不过潘同学的故事主要还不是这个。他比我高一级，1985年7月毕业。可是1986年7月份我毕业时还在师大校园里见过他。一见到他我马上想到他是我的武术同行，并记得他在期末考试的上午外出练气功五个小时才归的故事。我们原来很友好，隔上一年又见面当然更是惊喜。我问他，你怎么有空回母校？他还是慢条斯理，一副练气功的样子。他回答说，狗日的，去年他们没有让我毕业，说我的毕业论文不合格，我今天特意回来再答辩一次。我一听很吃惊，因为这种不让毕业的事还是极少有的。接着他小心翼翼地问我：“你写的论文题目是什么呀？”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关切，我说是“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他说，噢，是这样。然后就沉默不语。我们继续走在师大的林荫道上。突然我也问起他，“你做的论文题目是什么呀？”他一边走一边慢条斯理地说：“论马克思是人民的公敌”。我当时听了倒是没有倒退三步，也没有象昨天早晨那样听到炮声就在大饭厅就地卧倒，好象我的反应是魂飞天外呢还是笑出眼泪，我现在必须好好静默一会回忆十八年前的场景。不过有一点背景有必要介绍给读者。那是1986年，是1989年以前的冷战还没有结束的共产主义中国，是人们还不怎么知道信息时代，甚至还未见过电脑的时代（好象听说过）。而这位潘同学是湖南师大范学政治系的学生，专门学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他做的论文题目是“马克思是人民的公敌”。

写到这里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当时的反应竟是来了很大的兴趣（也许读者不太会相信），但那时的我是共产党员，在学历上、知识上还完全没有对政府对共产党的怀疑和抵触。但就是潘同学一句“马克思是人民的公敌”，我听了以后竟没有一种义愤填膺的东西在心里产生，只是把他的练气功的故事和他一系列其他笑话故事联系起来，觉得这人简直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了，对他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同情、好奇和尊敬。

我又问他，那你这次回来修改论文了没有？他回答说，“修改了一小部分，在马克思写出阶级斗争理论后，所带来的世界人口非正常死亡方面，我的数据比去年更详细一些，其他的都照旧，不要修改什么。”当时我是好奇有余，幽默不足，要是今天我听到他这样讲我一定会说，你这个论文应该送到毛主席那里去。可惜我当晚竟讲了一句让我多年后还自责的话。我说，老潘啊，虽然潭老师（我们当时的系主任）是个大好人，但可能今年又通不过。他还是慢条斯理地说，无所谓啦，我给自己已经打了100分，只是找老婆稍为困难一点，我因为没有学位证书，我的工资只有专科标准。然后我们再聊了几句就分手了，那时是夜晚，在不太明亮的路灯光下，我见到他那瘦弱的背影消失在长长的校园林荫道上。我不知为什么，我对他慢慢生起一种敬畏之情，一种好感和一种佩服感（读者可以从我十八年后，在中东大沙漠的战场上还突然能想起了他）。而这完全不是从思想方面产生的对他的敬畏感，我当时的思想完全尚未开始反共反马，纯粹是一种个人情谊和良心，其中包含他提到的不能完全毕业等遭遇。

当年我没有现在这样水准，但现在我却可以大大地补记一番，象小说家一样描绘那晚的情节：

我望着他瘦小的背影在不太明亮的校园林荫道上渐渐远去，对他生起了一种严肃的敬畏之心。我知道在那瘦小的身体里贮藏着烈火和电一般的力量，他的双手可以抓破石头和树根，那是他身体的力量，但他的精神力量却远远大过时代，在，？？？？的学堂里，他穿透时代和文化，斥责谎言，及谎言所构建的虚假理论，他对死去的亿万人，为他们鸣不平，他要挥笔抓出凶手，那个留着大胡子的做了祖宗的德国人马克思，直到谎言被揭穿。这就是我当时认识的潘同学，在那个时代还全部称呼马克思为理论祖宗的时代，他用一把手术刀，直接在马克思的脸上划出许多印子来，直到“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为止。

英雄啊，潘同学，简直就是先知先觉者。如今我也步他后尘，做起“马克思是人民的公敌”的散文来，但这算不得什么，因为比他晚了十几年，何况是发生在1989年6.4大屠杀之后，也是发生在“苏东坡”之后，冷战结束之后。今天，中国还是须要潘同学一样的先知先觉者，可是自从那晚分手后，我们从此没有联络了。潘同学，你可好！今晚我在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突然想到你。外面的炮声正隆，时间已是11：16分，若在潘同学居住的湖南已是凌晨三点多，祝你平安。

说真的，潘同学真是一位少有的怪人（褒义）他的令人忍俊不禁完全与什么姜昆、葛优不同，这些有才华的演员乃是有让人忍俊不禁的才华和技艺，但潘同学用的是生命，是那个时代里认为可笑的生命，我不知在今日的中国大陆，在某个大学里若出现一个潘同学这样的人，会是一种怎样的特质，这将绝对是小说家的范围了，不是散文家的事。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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